现代性构建与现代三大文化思潮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虽为三个鼎立的价值系统,但均属“现代”思潮,三者在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转型、要不要接纳现代性的认知上是共同的,在体现现代性的“当下性”、“世界性”、“个体性”与“世俗性”等四个重要向度上不难体会其共性;但三者对现代化道路的追寻、对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展示为“保守的现代性诉求——儒家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温和的现代性诉求——欧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激进的现代性诉求——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等三种不同类型;还可从现代化与反现代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坐标上分析三大思潮现代性诉求的区隔,文化保守主义是以“前现代”的美好凸现“现代”的弊端,激进主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思路可视为现代性的创新、也可视为“后现代性”。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思索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第二,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思想在中国的效应就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基本上没有找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20世纪开初30年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兼论近代激进主义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

代农村在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被剥离的地位，却又受到这个过程的吞噬。政治的无序，畸形的商品化，农村社会结构的恶化，以及农民的普遍贫困化和农村社会武化，都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不得不被纳入一条激进变革的轨道     

从科技发展史看西方三大政治思潮的产生

西方现代社会的演进与科技发展的进程紧密结合。第一次科学革命首先为人类心智的开启和思想的解放提供了先导，科学理性的不断壮大促使神权与君权的势力日渐衰弱。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与理性的精神共同开辟了西方通向现代社会的新纪元。伴随西方几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的不断壮大，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政治思潮相继产生。这充分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亦即有关社会阶级间的斗争引起历史变革的理论。     

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寻踪

文化激进主义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最主要的动力 ,并在五四时期达到一个巅峰。五四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文化权威的大胆挑战 ,表征着一种时代精神。其形成一方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叛逆品格的继承 ;另一方面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日益积聚起来的焦虑情绪的必然行为结果。同时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对西方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的吸纳 ,也成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激进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

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两种理论主张，即社会激进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社会激进主义把全民动员以实现经济上的高速增长作为自己的偶象，而社会保守主义则认为政治稳定是实现任何现代化的首要条件。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合理内涵，因而需要根据当代中国现实，在两者之间保持合理张力，既强调中央权威、强调秩序，又强调民主、强调赶超。     

全盘西化思潮与近代文化激进主义

全盘西化是近代文化激进主义的思想理念,先后经历了戊戌维新、“五四”运动以及2 0世纪3 0年代三个阶段;文化难以取长补短,文化具有优劣之分,全盘西化不会丧失民族特性是其学理依据;要求民主与科学,要求个性自由与竞争,要求中西的文化自由接触与冲突是其基本追求;全盘西化思潮实质上是广义的现代化,冲破了国情的阻力,是近代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时空意义。     

准确认识“五四”启蒙运动的伟大意义

"五四"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之简单比较,它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一方面是民众的远未觉醒,如何消除浓厚的奴性主义意识,树立人权与公民的观念,必须花费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要建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现代文明秩序,这样就必须批评与消除传统文明中陈旧和过时的东西,因此就必然会触犯死命维护它的腐败的权势者,受到他们猛烈的反对、攻击和迫害.这样的形势必然会出现激进主义思潮,以便更好做到发聋振聩.陈独秀与鲁迅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其实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见解,也还是具有相当全面的观念.而不同于此种范型的杰出启蒙主义者蔡元培,则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主张,这对于启蒙过程的长期性来说, 应该是更为适应的. 林毓生认为"五四"启蒙运动,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明,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由它发展而来,此种见解并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不过他提出了一种很值得加以认真讨论的见解,这有利于推动学术研究的向前迈进.     

儒家“革命”话语与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

在封建社会 ,因为没有对统治者弄权行为予以制约的机制 ,因而儒学思想家们提倡的“仁政德治”只能是空想而已 ,面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昏君恶政 ,儒学思想家们又提出了“造反有理”的“革命”话语 ,以致使社会陷入非理性的盲动的“革命”实践 ,正是这种文化思潮导致了本世纪初期中国激进主义的思想情结。     

西方学术界的大跃进饥荒研究

西方学术界过去30年对大跃进饥荒的研究,以议题为线索,提出了一套观点及其观点形成的理由。首先,通过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资料的估算,学术界对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2 700万~3 000万有比较一致的认可;其次,社会科学家们长期对饥荒成因的辩论不仅从方法上推动了研究的发展,而且让学术界认识到饥荒的发生有多重原因,包括高层决策失误、粮产下降、过度征购、食品分配中的城市偏好、强制的公共食堂制度等;第三,学术界深入探讨了饥荒死亡率的地区差异,大都认同一个省领导人的政治态度激进与否通常是影响该省死亡率高低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有学者指出其他因素诸如农业自然条件的好坏等也是重要原因;第四,一些学者从村庄角度研究饥荒,试图理解影响农民生与死的微观机制,一致认同"吃青"(吃未成熟的庄稼)等传统生存手段对农民的存活有重要作用。学术界还探讨了其他课题,如饥荒的责任、饥荒中的妇女等。学者们长期的研究建立起了具有创意的学术对话,对理解大跃进饥荒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