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脱生态牢笼的路径探幽——《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态思想解读

《共产党宣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体系以人、社会、自然整体为背景,其核心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科学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逻辑,廓清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和解的演化路径.其中关于科技提升、市场拓展、交通和通信发展等引起世界市场“生态扩张”的思想,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境况下“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户生态需求模型及实证检验

推进绿色发展,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需求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家庭户的生态需求,以消费者偏好理论为基础,构建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推导出生态需求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探讨生态需求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期对家庭户的生态行为有更深入的观察。理论模型表明,收入水平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都是影响生态需求的重要因素。若政府对生态产品和服务征收从价税,会抑制家庭的生态需求,导致家庭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减少。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收入水平对生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个体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从因变量的度量方式和估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晚清东北旗人的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探析——基于中国多世代人口数据库(双城)

婚姻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使用中国双城多世代人口数据库,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分析技术考察了晚清(1866-1913年)东北双城旗人移民社会中的婚姻与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同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存在显著差别,未婚、丧偶和再婚等婚姻状态的死亡风险要高于初婚人口;不同婚姻行为对死亡风险存在不同影响,结婚降低死亡风险,丧偶提高死亡风险。研究验证了婚姻对个体健康的保护机制及其时期效应,表明了家庭和社会因素对于婚姻与死亡风险关系存在重要影响。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治理逻辑:挑战及应对 ——以人工智能革命的到来为分析重点

国家安全问题历来牵涉国家核心利益,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点与核心。人工智能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触发国家安全问题,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不仅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挑战,面对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安全形势的变化,更受到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安全治理风险冲击。因此,通过提升国家安全风险意识,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加强国家监督和加深国际合作来完善国家安全治理体系,化解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同时为国家安全治理提供反思路径。     

丝绸之路青海道的多元文化发展研究

近年来,沿着丝绸之路这条古老的贸易走廊、文化通道,中国正在推动沿线国家之间建立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学界以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为纽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历史地理、经济贸易到宗教文化,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制度到国家文化安全等诸多方向。学术领域多元交汇的研究态势已经形成。以地域文化为分野的研究传统,如敦煌学、西域学、龟兹学等形成体系;在传统的丝路文化节点之外,仍有不少值得深入挖掘的地区文化。随着国家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战略推进,对丝路青海道的研究也显得极为重要。文化多元的丝路青海道在魏晋之后,特别是吐谷浑时期替代了河西走廊的繁荣,连通中原;在当代又面临来自中亚的宗教文化、跨界民族文化的冲击。本文以丝路青海道的文化特征为切入点,探讨这条古老的陆地通道上的民族交融、文化变迁,以及当代的多元文化品格。讨论新的历史时期,具有典型地缘文化特征的"边缘"地区,如何统筹、平衡,建立稳定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提出新时代实现青海道的复兴,必须建立和谐的生态发展体系,即健康的文化体系、特色的城镇文化和可持续的生态文明环境。     

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法制应对

气候变化潜藏各种风险,气候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需要各国协同推进。但是,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发展的渐进性、致害的长期性等特点,加上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各国在风险认知和利益诉求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和冲突,使得全球气候治理举步维艰。国际社会应当推动气候治理多元主体的价值观念融合,强化共识、弥合差异,在此基础上采取协同治理的举措。中国在进一步的气候治理行动中,应当坚持风险预防原则,着力化解制度风险,积极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气候治理体系。     

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思考

目前，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大量的法律空白，往往只能参照环境保护法和矿产资源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规制，无法有效解决页岩气开发暴露出来的环境问题。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核心目的就是解决当前页岩气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促进页岩气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实现能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在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方面，英美两国已经探索出一些经验和制度。积极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努力改进和完善我国应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风险的法律规制，对实现我国页岩气开采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