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

相对于应试教育和社会化教育而言,素质教育是大学最本质意义上的教育。从教育是学生主体自身的教育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正是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性存在,才产生了教师主体性的教育活动。所以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教育主体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看,素质教育是学生主体本位教育。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正是主体自身这种发展自我的内在要求,构成了其不断成长的内在动力。教育功能的发挥,只有走全面开发受教育主体素质之路,才能事半功倍、业绩卓然。但教育功能的发挥主要不是通过教育者的教育过程和手段来实现的,而是主要通过受教育主体自身的艰苦努力来实现的。所以受教育者主体的确立,就显得特别重要。     

社会发展内涵探析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社会发展，不是对具体的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而主要是运用逻辑手段，对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进行抽象、概括，揭示出社会整体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为了对社会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从社会、社会革命、社会变迁、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入手进行了探讨。     

路径选择与发展进程——《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5: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评介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妇女学(Woman’s Study)最早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高校。加州圣地亚哥大学于1970年建立了全美第一个妇女学系,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第一个妇女学系。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范畴,与妇女学的诞生、发展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中诞生的。学者们将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引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各个学术领域,并由此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与儒家的伦理型和谐理念形成了对比。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道家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忠信、贵和、民本、风俗淳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直接相通的。道家主张的自发式秩序、柔性秩序、生态文明与儒家所体现的教化性命令式秩序、刚性秩序、礼乐文明相反而相成,形成互补性结构,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空间。     

调整和优化我国社会结构的机制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而社会结构却明显滞后于经济结构，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社会结构基本呈现亚稳态特征。当今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优化调整社会结构。     

湘潭市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创新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湘潭市流动人口的实地调查和文献分析法所获得的资料,以数据分析为基础,总结出湘潭市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研究对象是流入到湘潭市的人口,主要以农民工群体为主。以湘潭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分析为基础,结合政府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方法和建议。     

城市青年的社会冲突意识研究

了解城市青年对社会群体间冲突的感知,并找到产生这种冲突意识的根源,对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公平感是影响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的重要因素,以往学者未关注的信任因素也对冲突意识有显著影响,特别是"政治信任"和"一般人际信任"因子,所以,对政府权威机构的信任和社会一般他人的信任都可以有效降低城市青年社会冲突意识。     

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实证考察与治理路径

[提要]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从地方试点到全国推广，以特殊预防、社会控制和修复关系等理念为制度着眼点，蕴含着人文主义的善治观，可有针对性地矫治涉罪未成年人并回归社会，可有效控制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率与重犯率。然而，通过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可窥见，司法实务中社区矫正存在着矫正主体不明与矫正举措单一，尚未形成有针对性的矫正项目与矫正组织，以及缺乏相应的惩罚性措施与配套性机制等问题。针对践行障碍，有必要走社区矫正的善治之路，明确矫正主体的权利义务，实现矫正内容的实质化，建构全面、科学、专业化的矫正项目和风险评估体系，设立递进式惩罚性措施以及完善基础性设施等，逐步实现社区矫正从“技术性改良”走向“制度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