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的“杀人祭鬼”现象

中国民间信仰形态多样,其中不乏一些充满原始遗风、危害他人生命的信仰仪式,＂杀人祭鬼＂便是极端状态的祭祀行为之典型。＂人祭＂渊源久远,在中古时期发展到新的阶段,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佛教有所关联。宋代是民间信仰相当活跃的时期,文献中有颇多关于＂杀人祭鬼＂的记载,对此加以考察有助于更进一步认识古人的精神世界和当时的社会状况。     

《〈祭驴文〉一首》考辨与校理

敦煌写卷S.1477号《<祭驴文>一首》堪称唐人俗文中的一篇佳作,此文语言通俗滑稽,妙语连珠,口语色彩极为浓郁,保存了许多当时的俗字、俗语词。从俗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对此写卷作一些考辨,可了解唐代俗字、俗语词运用的情况。     

篆刻

仰望着蔚蓝的天空,脚踏着碧绿的草地。我们云集在伊顺呼德召上,我们在这里向你跪拜和洒祭。     

别生春天的气

1913年仲春时节,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上演一出新戏,是斯特拉文斯基谱曲的芭蕾舞剧《春之祭》。早在1910年,斯特拉文斯基就以芭蕾舞剧《火鸟》引起轰动。《火鸟》曲谱已经对传统音乐具有颠覆性,《春之祭》是迷途知返,还是“又向荒唐演大荒”呢？     

从书院志看朝鲜初期书院的性格——以《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为中心

通过分析《竹溪志》、《迎凤志》、《吴山志》等三种书院志,展现了书院传入朝鲜之后在院规、祭享及官权关系等方面,通过内部的争论,形成独特的运营特性,并发展成为乡村教化工具这一本土化过程。     

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

为研究陕西黄帝陵“国祭”地位的形成,通过分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检索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对黄帝陵的祭祀,分析认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主张可能有误,真正的黄帝故里应在泾渭流域的黄土高原;黄帝陵“国祭”地位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形成的,是不可置疑、不可被替代的。     

老成都的中秋

老成都的中秋并没有经见过,通过翻阅古籍记载,倒也不难描摹出这座古城中秋节时的景象。今日中秋时节的大多数庆祝活动,吃月饼、赏月等,老成都都有,而且有的庆祝活动比今天的更有兴致和韵味。 民间拜月 清末文人傅崇矩在其著作《成都通览》中记载了八月仲秋之时老成都的一些节日活动,“八月仲秋节,人们要买月饼、麻饼,以及核桃、柿子、石榴、板栗、梨子、佛手等果木,亲友问要送节礼,晚上要敬月光,小孩子要耍满天星,成都商家还要收账、开账。”文中的“敬月光”是指赏月、祭拜月亮,中秋祭月,早在周朝伊始就盛行,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现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禓祭仪式与《国殇》的创作动机

“禓”祭仪式起源于远古的军社祭祀仪式,后演变为出征前鼓舞士气的仪式和民间驱逐强鬼、祓除不祥的巫术仪式.此俗三代相沿,楚亦盛行.屈原创作《国殇》,就是将“禓”祭仪式加以艺术化呈现,并借助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心理起到激励民族精神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