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传统医药知识立法保护及对我国的启示

传统医药知识在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对非洲地区人民的影响延续至今。由于传统医药知识在非洲地区的医疗体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非洲地区对传统医药知识的立法保护起步较早。除了非洲工业产权组织为了保护传统知识签订的《斯瓦科普蒙德协议》之外,非洲各国还通过本国的知识产权法、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专门立法等方式在非洲地区对传统医药知识进行法律保护。非洲地区传统医药知识的立法保护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我国可从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构建独立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法以及通过习惯法、国际条约进行补充保护三个方面对传统医药知识法律保护的路径作出选择。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     

利益衡量:作为民事立法的方法论选择

利益衡量是民事法学方法论中的重要内容,开放性特征是其完善发展的源泉所在。本文从利益衡量的概念重构入手,指出利益衡量兼具立法方法和法律解释方法的双重性质,在立法领域有广泛的作用空间,应将其拓展至立法方法论领域。为避免纯粹的主观因素影响法律判断妥当性的形成,作为立法方法的利益衡量应构建由"利益位阶"标准、"成本—收益"经济分析标准、社会伦理因素为内容的主观价值判断和客观判断相结合的标准框架,并通过确认现有利益、宣告自主权利、对权利设立限制、设置抗辩权等方式得以实现。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各项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均不可脱离认识层面的一大前提——实现犯罪所得跨境追缴之国际司法合作,以及立法层面的两大核心——"全球反洗钱标准"与"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     

美国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及其立法沿革

美国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及立法演化史可以被分为早期安全管理立法阶段、修订完善阶段到日臻成熟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清晰地展现出了美国不同阶段煤矿安全及管理的基本特征。美国的煤矿安全管理体制由早期的行政管理与安全监督合一的一体化体制,逐步发展形成监、管分离,监督、复审约束制衡的科学的安全管理体制的沿革历程。社会舆论和行政管理是推动煤矿安全管理与立法进步的两大动力。《1977年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案》对美国煤矿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煤矿安全管理体制决定了其安全生产状况,同时对美国煤矿安全立法的基本技术途径的分析,为研究我国煤矿事故高发期的安全管理体制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基于语言经济学的英语教育改革进路:经济属性嵌入

语言与经济之间密不可分,英语教育与其所处社会环境的经济属性,如成本、收益、价值、效益等之间密切相关。英语学习是一个投资过程,英语教育需要符合学习者的预期收益。本文立足于语言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对当今英语教学进行分析与讨论,指出英语教育存在教育定位不准确、人才低供给效率、教育低投资回报、教育过度等问题,提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英语的素质,充分利用区域优势资源开展校企合作以及优化英语教育规划等对策,促进英语教育向纵深发展。     

我国地方体育法规和规章间关系研究

正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方应当从各从本地方体育实际问题出发,以符合人民利益、增强人民体质为前提,制定出符合本地方体育发展规律,保障群众利益的具体的地方体育法律、法规。为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地方体育法规和规章的研究,本文就地方体育法规和规章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我国对方体育立法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以期为我国地方体育立法建设有所裨益。一、我国地方体育法规和规章现状分析     

简论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之立法模式

处分原则是最能反映民事诉讼特色的基本原则。由于诉讼传统、理论以及观念的差异,各国关于处分原则的立法并不一致,主要有三种模式：大陆法系的＂处分权主义＂、英美法系对抗制下的处分原则、苏联的＂职权干预式＂处分原则。其中,大陆法系的立法模式为中国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处分原则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从政策问题建构权看社会治理体系的演变

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可以在政策问题建构权的转移过程中加以认识,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中,政策问题建构权掌握在立法部门。立法部门从事政策问题建构和制定政策,行政部门只负责政策执行。19世纪的"党争"破坏了三权分立的政体框架,以至于在民主政体的重建中发展出政治—行政二分原则,使行政被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来加以建构,并规定政治部门是决策部门,掌握政策问题建构权,而行政部门则是执行部门。随着行政部门的发展以及社会问题的复杂化,出现了政策问题建构权向行政部门转移的趋势,并形成了"行政国家"。其中,"新政"时期是行政部门攫取政策问题建构权最为关键的阶段,自此,行政部门独大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伴随着这一现象的发生,出现了民主政治的衰落和宪政体制的解体。     

论老年人犯罪从宽暨免死的年龄标准与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标准应当有别于老年人免死的年龄标准。当前,中国对老年人犯罪从宽的年龄宜规定为"年满70周岁",而对老年人犯罪免死的年龄则宜规定为"年满75周岁"。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应当与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相一致,统一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必要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分别规定。考虑到老年人犯罪免死的根据、刑罚目的和国际上的普遍做法,中国应当免除所有老年人犯罪的死刑,而不应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