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体学的考证倾向及其成绩

清代考证学兴盛,这股思潮波及各个学科,文体学亦出现考证倾向.清人于数百年疑难,发覆纠谬,破难解惑,在释名以章义、原始以表末、敷理以举统三个方面辩识考核,多成定谳,被后人接受者所在多有.清代文体考证突出,堪与六朝文体学的整体建构、明代的辨体批评鼎足而立.     

论清代数学考据方法

研究清代考据方法的论著很多，但极少有人注意清人对数学考据方法的运用。本文分析总结了清代考据学者所使用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用数学考据文史的方法：运算法、量化统计法、用数学法则研究《周易》，并认为数学知识、数学研究的普及是产生数学考据方法的原因     

版本考据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的运用及其意义——以《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

着重从版本考据的方法论视角来探讨广松涉的研究方法及其对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特殊意义.其意义就在于让读者尽可能直接地去面对原初的文本,从而减少对马克思的误读.对比校勘能更好地做到返本,推理校勘则更有助于开新.版本考据使我们在经典马克思文本版本较多的情况下继承前人的成果、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真正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量化统计与文献考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进士籍贯刊误的考察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是明清进士的重要样本采集库,对于学界进士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众多学者根据该书所载明清进士的籍贯进行分省、分地区统计, 以期发现古代人才的地理分布规律。但是,至今尚未有人撰文探讨过该书的进士籍贯刊误以及此类刊误对相关量化统计研究有何影响的问题。这些刊误,主要表现为省际进士籍贯刊载互误和省内籍贯刊误两大类。本文并指出其他3类刊误的表现形式。     

清人对《儒林外史》人物原型及情节本事的考据--纪念吴敬梓诞辰三百周年

清代同治(1862-1874)年间,受"乾嘉学派"学风的影响,一些学人以考据的方式来解读《儒林外史》,指认出一些人物原型与情节本事,其代表人物有金和、张文虎、平步青等.本文扫描了他们对《儒林外史》考据的发展轨迹;认真辨析了他们考据的结论是否符合作者的原意和作者的实际,从而对他们在《儒林外史》研究史上的地位进行了客观公允的评价.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孙星衍"学人之诗"成因探赜

由于受到乾嘉考据学风、所处学术环境的影响,加上自身兴趣爱好等原因,颇具诗歌天赋的孙星衍由诗歌创作转向考据之学。因为知识结构的影响、人生目标的转变以及考据思维的渗透,其诗歌内容、风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已见学人之诗之端倪。对此有所认识不仅有益于了解学人之诗的成因,而且有利于解读孙氏之诗,对促进常州诗派、常州学派等的研究亦有裨益。     

论方东树的学术渊源

方东树作为桐城第二代中坚作家，潜心于宋明理学，著《汉学商兑》极力批判汉学流弊，对道光以下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意在从方东树的家学、师承、桐城理学风气及清初致用学风的影响等四个方面来探讨方东树学术思想的渊源及其思想特色，对方东树的学术品格有一个总体的掌握和描绘。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