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民初南北统一局面形成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然而时局复杂,满汉对立、边疆危机、列强窥伺,内忧外患加剧。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列强为维护自身在华利益传出“非袁不能收拾”的信息,清政府不得不启用已经“开缺回籍”的袁世凯,南方同盟派也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反正。袁世凯手握国家政权和重兵．以安抚为主解决南北争端,促使清帝和平退位,维护了新生的中华民国,避免了国家冲突、民族撕裂和列强干涉。1912年9月“四巨头”会师北京,推出“八点共识”,昭示了南北确已统一,中华民国确已建立。     

民国初年逊清岁费问题初探(1912—1916)

清室逊位后,民国政府按照<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每年付给逊清皇室一笔费用以维持其生计.然而,一方面民国初年政府财政极其困难,逊清岁费多有拖欠,而逊清皇室开支浩繁,导致其常常人不敷出;另一方面袁世凯等人又出于维持同逊清皇室友好关系以利用其影响力的需要,竭力维持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由此导致了民国初年政府在对待逊清岁费问题上言行不一的矛盾现象.     

“民主”程序的借用：袁世凯帝制建构的“现代”逻辑

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限定政权生存和延续的可能空间。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处于有效性困厄中的袁世凯,企图恢复其熟知的作为传统权威基础及其象征符号的帝制来自动生成其在近代社会的有效性。在辛亥革命的“宪政化”成果下,袁世凯借用“民主”程序来粉饰“民国”到“帝国”的连续性：通过垂询民意,论证变更国体的“合法性”;运用请愿、投票、“公选”等“民意”方式,推进变更国体的实践活动;利用“立法”这一现代路径,重构政治形态的传统取向。在这种结构形式与价值内容存在冲突的“现代”逻辑中,袁世凯欲求的有效性难以实现,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张力成为制约袁世凯政权的“政治瓶颈”并使其终结成为必然。     

回眸百年话沧桑——袁伟时教授访谈录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又到了回顾历史、关照现实的时候。一百年前的那场革命,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的成本和收益有哪些？对于孙中山和袁世凯应当怎样看待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辛亥革命的遗产又有哪些？前不久,本刊特约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了著名近代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     

权力与体制的冲突：《临时约法》时期袁世凯权威重建的困境

当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的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已成定局时,出于对袁世凯个人政治品质的不信任及为了重新获得全国的统治权,国民党通过《临时约法》构建了一种＂总统的表面特权＂（尊严）与＂内阁总理的实际权力＂（效率）并存的二元体系。由此,权力与体制的冲突构成了民初共和宪政的内在矛盾,在这一矛盾和冲突中,袁世凯曾拥有的政治资源处于不断流失的状态,其权威重建的政治困境由此产生。     

走出历史的沼泽地——评高友鹏的《袁世凯》

作为中国长篇历史小说的重要成果,《袁世凯》的成功在于：运用历史文化心理美学的创作方法,使一个幽于成见的历史题材和人物形象得以深化;将大陆的尊重史实的表现方法和金庸式的历史演绎的表现方法相融合,使人物的命运遭遇与历史的风云变幻有机地交织在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中;通过袁世凯个人命运的历史必然性的展示,反向地再奏起民主与科学的号角     

辛亥袁世凯再起诸因素述论

长期以来,我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复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历史必然。其实,在袁世凯出山一事上,似乎偶然性的作用更大些,但并非否认其自身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由于历史发展是靠合力,形势永远比人强,因而片面强调哪一方面的作用,都有违历史真实。袁世凯复出看似历史的必然,实则各种因素际会的结果。     

嗜肉＋纵欲：袁世凯死于尿毒症

民国五年六月六日（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暴死北京。但导致他患上尿毒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肚量决定成败

张之洞和袁世凯曾经一起共过事，作为长辈，张之洞非常欣赏袁世凯的才能，曾向朝廷举荐过他。当时，张之洞已是晚清督抚之首，有权有势有名望，袁世凯对他崇拜有加，也曾举荐他做军机大臣。两人惺惺相惜，好得像亲兄弟，很有英雄相见恨晚的味道，然而，几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却摧毁了他们辛苦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     

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 ,袁世凯由于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以及自身所具备的主观条件 ,对立宪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中央管制改革 ,开办地方自治 ,对清末立宪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