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新闻报道的文本分析

近代《泰晤士报》对辛亥革命进行了全景式的报道。在辛亥革命期间,《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中立到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转变。《泰晤士报》以西方经验和价值观审视辛亥革命,其相关新闻文本带有显著的政治倾向性、选择性和主观色彩。《泰晤士报》关于辛亥革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对革命进程本身以及此间英国对华政策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新论

《二十一条》的签订,史学界多认为是袁世凯称帝心切所致,实乃日本为压服袁世凯政府而实施的一箭双雕之计,我们从袁对《二十一条》说帖的批中当可知道他在总体上认为不能接受,并进行了相当的抵抗。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试论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

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主要涵括慈善行政法规、慈善团体法规、慈善捐赠及其褒奖法规和慈善税收优惠法规四方面的内容.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慈善立法尚处于初创阶段,还不够完备和系统,立法层次也低,多为法规章程.但是,民国北京政府的慈善立法仍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规范和引导了民国前期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法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慈善意识.     

论民元唐绍仪内阁

民国元年唐绍仪内阁是中国推翻封建帝制后根据《临时约法》组成的共和国第一届内阁.由于唐内阁存在时间不长,政绩不彰,因此历来对它的评价也不高.从唐内阁成立的政治环境与组建过程可以看出,这个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的责任内阁,实际上是经过协商形成的混合型内阁,主导权操在极权主义者袁世凯手中,内阁成立伊始,便面临种种矛盾并且不被列强所看好.尽管唐绍仅曾是袁世凯的亲信,且因热衷于共和而被南方革命党人所接受,就其政治历练与交通系背景来说,也具有一定优势,是一个合适的总理人选.但他终为袁氏所摈弃,施用种种手段,摧垮了唐内阁.唐绍仪内阁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唐氏有其内阁人事制度的原则与新政权内政外交的抱负;内阁组建后亦承续南京临时政府的建政措施,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唐内阁的各项政策,形格势禁,未能有所展布,但唐氏本人促成南北统一、希望促进孙袁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愿望,还是应当肯定的.唐内阁是近代中国民主宪政从理念进入实践的最初尝试,大力推动了民初的宪政建设,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袁世凯与民初政治述略

探研民初政治,袁世凯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历史人物,他对共和的认知和态度,直接影响到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袁世凯因共和认知十分肤浅,所以对政党政治漠不关心;因缺乏民主意识,所以对国会意见并不尊重;因过分信奉权力,所以一步一步脱离共和的羁绊,不断集权,乃至帝制自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否定袁世凯的一生,其之所以如此,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袁世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施政讲究实际效果;其次,他关注的不是制度本身的优劣,而是制度能否在民初行得通.     

他们和谁耍把戏

民国初年,当时有＂文有杨士琦,武有陈宦＂的说法。帝制运动发动后,陈宦向袁世凯表忠心：＂但知效忠元首,不知其他……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毅然裁断,早定大计,以幸天下。＂他自告奋勇请求出镇四川。在离京赴川时,陈宦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     

萨镇冰出走与清朝落幕

袁世凯正式向隆裕太后摊牌,逼清廷退位是在1912年1月16日。这一天．他和内阁全体大臣联名上了一个折子．表示大势已去,他已无能为力,其中一句话：“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何能悉以六镇诸军,     

丁末政潮

1906年秋,主导改官制最终失败,使袁世凯不仅未能如愿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反因成为众矢之的而不得不辞去八项兼职并交出四镇新军,权势大为减损。以袁之雄心勃勃,自不甘心。虽然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大权顿     

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伟大革命

一百年前,在伟大革命家孙中山的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在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