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嘉译诗观初探

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其丰富的译诗实践中,形成了精辟入里的译学思想:肯定译诗的艺术性,秉承"宽严有度"的翻译原则,择取"陌生化"翻译取向,坚持"翻译与研究并举"。袁可嘉的这些译学观念不仅指导了自己的译介活动,对今天的译诗实践也仍具有指导意义。     

钱谦益与公安派关系简论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诗文大家，他的文学活动曾与公安派发生过联系，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他们之间的关系：钱谦益与公安派主要成员交游知契；他们思想观念上都受阳明心学影响，钱谦益对公安派的诗文主张多有汲取、化用。     

“文化转向”视域下袁可嘉“十七年”(1949—1966)英诗汉译

"十七年"(1949—1966)是袁可嘉诗歌翻译的高峰期,他以深厚的英语文学与汉语写作的功底,将翻译作为展示自己诗艺的舞台,为中国新诗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处以"文化转向"为视角,将关注点投注于袁可嘉在这一阶段的译源选择与翻译策略,通过梳理发现他的译介活动是在当时政治语境、主流诗学及翻译政策等多因素规约和作用下发生的。而作为一位诗人翻译家,袁可嘉在这一特殊时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诗才,在相对逼仄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进行诗歌译介,力求达到"限制中寻求完美"。     

论《大公报》在反袁称帝斗争中的影响

《大公报》创办之日，正是拥袁称帝与反袁称帝斗争酝酿之时，在反袁称帝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大公报》态度明朗，高举反对帝制，维护共和的旗帜，其办报主旨第一条即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大公报》的反帝制宣传可分为三个阶段。《大公报》坚决的反对帝制立场，赢得国民的好感，使其销数激增，成为民国时期湖南地区有影响的大报。     

袁宏道"性灵说"之我见

通过对明代公安派“三袁”中袁宏道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分析，阐述“性灵”学说的本质、内客及外观形式．     

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李贽与公安三袁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的文学显示出由传统向近代演进的轨迹,在这种新变中,李贽与公安三袁占有着重要地位。文章论述了李贽与公安三袁的关系,李贽在人生态度与文学思想上对公安三袁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并对他们在明中叶以后中国文化启蒙运动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行了探讨。      

摇摆在心学、佛学与宗法伦理之间--论袁宗道的内在人格冲突

本文从王阳明心学、佛教禅学、宗法伦理观念三个方面论证了明代文学家袁宗道思想形成的渊源,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袁宗道内在的思想矛盾和人格冲突,对人们了解公安三袁之长兄的思想状况乃至公安派的文学思想均有一定的帮助.     

从明人序跋管窥明代宋诗接受——以宋濂、李梦阳、公安三袁与钱谦益为例

序跋是为书、文、图等作品撰写的文辞,具有说明、议论或叙事的功能,附于正文前后,是我国文论研究的重要文献资源。从明代作家的序跋中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他们对前代文学作品的意见。明初理学名流宋濂有关宋诗的序跋虽不轩轾唐宋,但理学气太重,儒家政教色彩过浓,对诗坛产生双面影响。明中叶复古派领袖李梦阳是"宋无诗"观念的真正确立者,其非理性主张深刻影响明代诗坛。至公安三袁"宋无诗"才得到真正反拨,明人对宋诗接纳由潜流渐次成为明渠。至钱谦益兼容唐宋使得这一进程得以加速,并为明末清初诗坛尊宋开风气之先。明人有关宋诗真实率意的序跋,虽未必是他们对宋诗认识的全部,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管窥明代士人对宋诗的态度,略观明代诗坛发展轨迹。     

开放诗世界的无限可能——袁宏道的诗歌语言观与中国诗学传统

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容量的扩展是一个难题。诗歌体制成熟之后,语言也趋于凝固。明代复古诗学极力维护诗歌语言的雅正,排斥更新;性灵文学思潮冲击复古,语言观是关键。其代表人物袁宏道的诗歌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追随复古理论,努力掌握经典唐诗模式。第二阶段意欲颠覆复古理念,打破诗歌语言限制,有混同诗与非诗语言的极端倾向。第三阶段尝试诗歌语言自由,寻求自然而强烈的艺术效果。为此他重新体认诗学传统,进行各种试验,以求极尽变化的可能、超越难度的极限、任意驱遣语言。袁宏道使诗歌语言由封闭转向开放的努力,在中国诗学史上应引起更多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