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视域下的社会写真

塞林格是二十世纪美国著名的"遁世作家",他的主要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一位少年叙述者的口吻发出了真实的时代声音:惶恐,自我纠结,以及严重迷失在时代里盲目的反抗。当代美国物质主义在道德上的无根性以及由此而对早熟、高度敏感的青少年的腐蚀性影响,使得二战后过渡时期的青年人在精神上的诉求往往晦涩难解而且情绪化。     

戊戌维新运动前近代中国士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在鸦片战争后到戊戌维新运动前的半个世纪中,少数中国士人在注意到西方物质文明发达的同时,已开始关注西方在政治制度层面的良法美意。起初,魏源等人主要进行客观的介绍。而早期维新派则对中西双方在政治制度方面优劣进行一定的对比,有的还提出师法西政的愿望。尽管他们对西方政情的理解和介绍只是局限于对若干政治机构和政治形式的粗浅勾画,然从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长时段看,早期中国士人对西方政治的介绍和解读对后来的探索者起了思想启蒙作用。     

近代天津的瘟疫流行与慈善机构的医疗救济

近代天津是一个瘟疫多发的城市,尤其是在水旱灾害频发的年份。瘟疫流行期间,天津市各慈善团体均致力于疫病的防治、控制和治疗。他们的善举有效地控制了疫情,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士绅倡导的"防疫"理念为近代公共卫生体制的确立提供了市民基础。     

论公孙龙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迷失

在考辨"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康有为将公孙龙纳入了视野。总的说来,与对公孙龙思想的关注、挖掘和诠释相比,他显然对公孙龙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更感兴趣。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以身份归属为主,并在对公孙龙思想传承的梳理中使之拥有了名家、墨家、儒家以及孔子后学等多种身份。康有为给予公孙龙的各种身份之间不能自洽,不仅各种身份归属之间相互抵牾,而且引发了公孙龙与墨子、孔子关系的诸多矛盾。康有为对公孙龙的审视和评价隐藏着对先秦诸子关系的认识,尤其是将以孔子与墨子关系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关系的矛盾认识推向了极致。有鉴于此,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并非只限于对公孙龙本人的认识,也并不只关乎公孙龙一人在近代的命运。解读康有为视界中的公孙龙,有助于领悟康有为的名家观、墨家观、儒家观和孔学观。     

浅析王国维研究方法

正清人的学术研究是以识字读经为中心的考据学。与之相比,近代学者治学方法最大的变化就是引入西方的种种理论和研究方法对本国学术进行研究,王国维正是开启这种近代研究方法的学者之一,他的治学途径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并加以探讨的。本文试着从其研究     

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论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嬗变

中国近代文人日记异常宏富,日记作品繁多,长篇巨制不断涌现,形成独特的"日记学"气象。中国近代文人日记文体的衍变与中国近代化同步,处于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阶段,其繁盛气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日记文体的政治化、著述化、艺术化等多种因素融合、重构的结果。所谓日记的政治化主要是指使外日记下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日记写作的植入;所谓日记的著述化主要是指游离于主流意识之外的文人把日记写作著述化、学术化。日记的政治化与著述化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它们都丰富了中国近代文人日记的文体写作,加强了日记文体的"量变";日记的艺术化导致日记向日记体小说、日记体散文的"异变",是日记文体的"质变"。同时,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是日记艺术化的基础,日记艺术化是日记的政治化、著述化的升华。     

中国近代知识视野中的哈萨克斯坦——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

本文从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对于哈萨克斯坦的记述入手,梳理了当时国内知识界和舆论界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相关认知,从中归纳和分析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并就这些认识观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便进一步夯实当代中哈关系良好发展的新基础。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近代留学生与西方教育的导入

从1872年幼童留学美国开始,近代中国派遣留学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虽然历史背景、时代需要、政府政策以及培养目的不同,但不同几个阶段的留学生,都通过自己在各个领域的努力,从观念上、制度上乃至政策上,对近代西方教育的导入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了风格迥异的贡献。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近代波斯认知的生成与演变——以清末民国时期国内报刊的记述为例

作为现代伊朗的前身以及欧亚大路上重要的节点国家,波斯在近代中国知识界受到长期且广泛的关注,尤其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样一个转折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的波斯认知伴随着中国对自身的认知逐渐生成,并经历了特征鲜明的三个阶段。本文聚焦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国内报刊对波斯的记述,分析中国波斯观念的形成过程如何与当时中国的国内环境与关注议题相契合,从而看中国人如何不断探索属于近代中国自身发展的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