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的狂想与没落--论金庸、古龙小说中的男权意识

由于对传统的因袭和对大众口味的迎合,新武侠小说作家在创作中遵从男性视角以及对男权潜意识的向往使作品在女性观上基本没有什么突破,因而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显得底气不足而有先天缺陷,他们的作品塑造的只是男性希望看到的女性,而不是真正的女性.新武侠小说建立的是一个美妙的以"情"义"为出发点的男人的乌托邦,因而在女权主义高涨的今天,这一文学样式的衰落是可预期的.     

自相矛盾的话语迷乱——就《敬答》一文中的相关问题与袁良骏先生商榷

就<敬答>一文中的相关问题与袁良骏先生商榷在<香港小说史>与其他一系列文章中,袁先生对金庸的评价并非"完全吻合",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自相矛盾之处;在对"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论述中,袁先生的话语存在着矛盾、混乱现象,<香港小说史>中也有关于"两个翅膀论"的类似论述;黄小配之所以"被迫"进了附录,完全是由于袁先生过去思想上轻视通俗小说的结果;对于香港的<小说世界>,其具体情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段永平、史玉柱、牛根生、王石,我眼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

金庸笔下英雄辈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是公认的四位武学大师.中国企业界同样有无数风流人物,看看胡润的富豪排行榜就知道了,那谁是其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呢?     

金庸是个老顽童

查太觉得，丈夫金庸“就像个小孩子”。奥运会时，老夫妻看比赛，看到跳水发挥不好的，金庸马上说，他跳得比对方好。查太表示质疑：“你懂怎么跳水么？”     

金庸世界：在阅读中形成的当代文化星群

在当代中国文化时空中，有一个以金庸小说为核心的文化星群。这个星群以其规模之庞大、润泽之深远著称于世，其内容主要是金庸小说及其所衍生的文化符号。在其构成过程中，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首先是作为作家所在地的香港的都市性，这是促使金庸写作的基本动力；其次是金庸小说本身的内涵，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基本元素；最后是诸多层面读者的多重角度的阅读。其中，阅读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建立在“阅读快感”基础上的阅读实践，最大程度地促成了金庸小说的扩张与流变，最终塑成一个以小说、影视、网络与电子游戏为主要题材的动态的符号世界。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     

金庸:一个非文本研究的对象

金庸在社会上的持续影响和学术界研究兴趣的衰退,这种反差表明对文学的研究和现实的文学经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金庸研究的意义不能仅仅局限于作品文本内部,必须从这种影响发生的具体环境和活动关系中寻找答案。金庸作品的文本自身具有不确定性或跨文本倾向,其作品一直以各种方式衍生着,对金庸的接受实际上是以文本为出发点不断生成繁衍的叙述活动。在谈论金庸的语境中,人们构造出了一个个超出具体作品的大叙事空间,这样,具有结构整体性或固化性质的文本瓦解了,对金庸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变成了形形色色文化群落不断衍生的文化想象。     

从金庸对《虬髯客传》的评说看其武侠小说的情节要素观

金庸认为<虬髯客传>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并从中总结出现代武侠小说情节的构成要素:历史、爱情、化装、侠义、复仇、财宝、驴马、弈棋、酒食、兵法、战阵等,这些要素应熔于一炉,刚柔相济,张弛相间.金庸心目中的武侠小说情节是丰富多彩的,是综艺大观式的,因而引人入胜,雅俗共赏.     

大陆新武侠与科学思维--评韩云波教授《“后金庸”武侠》

在2004年与《今古传奇·武侠版》杂志一道提出“大陆新武侠”的概念十年之后［1］150－156,［2］6,韩云波教授推出了他的力作：《“后金庸”武侠》。在“金庸时代”结束之后（以金庸1982年完成小说修改、1985年古龙逝世为标志）,武侠小说先是经历了以黄易、温瑞安为代表的“港台新武侠突变期”,然后进入“大陆新武侠兴盛期”,“转型期”,可望达到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盛世武侠”的顶峰。［3］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都市化进展加快,大众文化是其灵魂与血液,而武侠文化又是大众文化最富于创造力的部分,借助于网络的兴起,武侠文化发育出武侠动漫、武侠网游、网络武侠小说、手机武侠小说等新的形态,在平媒小说创作、武侠影视剧制作方面,也颇有成绩。武侠小说的平媒出版在庞大的武侠文化市场运作体系之中,虽然日渐势弱,但始终是创造力的源泉,产业链的起点。韩云波将这一时段涌现出来的武侠作家作品归于“大陆新武侠”［4］17－21,并引入布罗代尔的“三层历史观”,将之作为“短时段的事件史”,放到武侠文化自古至今“长时段的环境史”与“中时代的群体史”中来考察,以“在场者”的身份,展开发生学的考察,力证大陆新武侠“具体事件、人物和作品以至流派、风格”等纷纭万象之下的“内在逻辑”,借研究者与创作者借鉴,其中生发的勇气、花费的精力、展现的智慧,特别令人感佩。这也让笔者想到韩云波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所主持的“21世纪侠文化研究”栏目,在过去的10年里,它是国内武侠文化研究的核心阵地。这些工作与研究的实绩,恐怕得由非凡的文化理性与学术激情来支撑。理性与激情的交会,又何尝不是具备了“现代性”的侠客的题中之义。一位阅读研究武侠的学者,焕发出这样的“侠客气质”,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

金庸作品中有大量的隐士形象,大致可分为三类:(1)历经曲折离奇最后悄然离去;(2)由隐居生活到入世然后再出世;(3)"半隐".金庸主要是通过类型化的背景人物烘托、对人物孤独心境的开掘和表现等手法来塑造众多的隐士形象的.如此反复地经营此类形象,这和作者的人生体验有着密切的关系.金庸是孤独的,而孤独是一种心理失衡.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金庸把内心的孤独成功地转向了利己(道家的全身保身),使之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