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世姻缘传》人名臆解

《醒世姻缘传》通过谐音、照应、拆字、用典、白描等方法给人物命名，利用人名寄托作者对这一人物的品格、职业和在故事中的功能的评价和暗示。这些人名具有强烈的诙谐感和反讽效果，体现了作者对世道人心的评价。通过谐音法还可推测作者“西周生”可能是“戏诌生”、“戏众生”或者“戏诸生”的谐音，而“环碧主人”可能是“幻笔主人”的谐音。     

《穆天子传》小说性质辨析

迄今为止，《穆天子传》的撰者、成书年代、文本性质等，均可谓学术疑案。从叙事动机出发，依据战国初期前后相关文献的巨大差异，可以认同此书源出赵国后嗣对祖先的追崇。《穆天子传》体式近似起居注，风格却呈现恍惚无征之态，它既非信史著作，亦非上古神话抑或次神话之类。基于社会风尚和读学心理来审视，穆王故实在虚实相生中形成的小说境界，曾一度受到战国末期神仙思维、汉晋时世造仙运动先后影响，最终在历史误读中造就了后人所谓的神话品格。     

论中国古典美学中“瘦”的人文精神

作为美学范畴,"瘦"起源于人物品藻,随着魏晋以形写神理论的发展,逐渐过渡为对人物神采的展现,并渗透到书法领域。盛唐普遍以丰腴为美,诗人杜甫首倡"瘦硬",开中晚唐尚"瘦"之风。自苏轼以"郊寒岛瘦"来概括其代表人物孟郊、贾岛的诗学特征以后,经过文人学者不断加以阐说,"瘦"逐渐衍展到美学的各个领域,遂成为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文人总结出的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故以魏晋风度、唐宋诗词、元明清的文人画为切入点,可以透视出中国古典美学中"瘦"所蕴涵的反叛精神、平民意识和隐逸情怀。     

《黑暗传》与中华民族精神传承

<黑暗传>是明清以来广泛流传于湖北神农架及周边地区的一种在丧礼上盘唱的孝歌,是由民间歌师对神话历史小说进行改编并手抄传承下来的一种演唱底本.是以七言韵文为主体的民间神话长诗.本文将围绕"中华民族精神如何通过<黑暗传>进行传承"的问题,展开对<黑暗传>这一民问文化现象的研究,进而思考这一传承方式对消除自古以来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无形壁垒、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共同的民族价值观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玄奘传到鉴真传——长安西明寺与大安寺文化圈

流传至今的鉴真传记有三部,即<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延历僧录·高僧沙门释鉴真传>和<唐大和上东征传>.随鉴真来日的弟子唐僧思托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此三部传记的撰述.对这三部鉴真传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典故出处以及"类聚编纂"、"摘录"的编纂手法,都与长安西明寺僧道宣等人撰写的玄奘传记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辩《四库全书总目·书传会衷》提要

曹学佺著《书传会衷》多采用前人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以四岳为一人和以三江为松江、娄江、东江的观点被四库馆臣认为是舛误。其实有关四岳三江之说,历代并无定论,《四库总目.书传会衷》提要的说法有失偏颇。     

陶渊明玄学思想的诗化表现

陶渊明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玄学思想体现于陶渊明的思想、生活以及诗歌创作.陶渊明的生活呈现了诗化状态,玄学思想落实于陶渊明的生活,形成了诗化表现的特征.陶渊明以精简的形式把玄学概念融化于诗歌的整体意象与艺术构思,把玄学的思考化为一种诗思.化为一种诗歌的艺术形象.陶渊明的日常生活和诗歌创作均达到了境界的高度,他把玄学意趣融入了生活境界和诗歌境界.     

姚燧散曲析

姚燧是元代前期著名的古文家,以散文见称,然而其诗词曲各体皆工,堪称一位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作家。其散曲大致可分三类：叹身世凄苦、抒相思之情、发隐逸情怀。感叹身世之曲感情真挚、深沉苍凉,相思之曲清丽婉约、深情绵邈,隐逸之曲清新淡雅、意境悠远。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秦朝的隐逸现象及隐士政策

王子今认为,秦文化是体现法家思想深刻影响的一种政治文化形态,也可以理解为秦王朝统治时期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并可作为一种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急烈的文化风格的象征符号。其突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部分主要表现为创新理念和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和包容意识、实用倾向与技术追求等几个方面。简言之,或可以"英雄主义"和"科学精神"来概括。孙家洲认为,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前后所遭遇的三次刺杀事件,即荆轲"图穷匕见"的秦宫搏杀、高渐离筑击、张良主导的博浪沙椎击,都曾对秦始皇的生命形成直接威胁,从而影响到他对"关东人"的基本判断,并对其制定关东地域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蒋波认为,部分士人隐居不出在秦朝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尤以黄老型隐士最为多见。对于各类隐士,秦朝采取了征召措施,并非视而不见。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秦朝征召隐士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故亦不宜将之视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