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文学的感性学评析

现代派文学的诞生与美学的现代转型是互为参照的 ;“aesthetics”经历了由感性学到美学再到感性学的“游历”过程 ;在美学回归感性学的时代 ,现代派文学与审美现代性在非理性的价值诉求上是一致的 ,即美学经过了理性主义的“审美”阶段之后 ,随着“城市感性”的发育 ,进入了非理性主义的“审丑”阶段。而现代派文学的感性核心是关于身体的现代感性学     

费希特知识学中的自我与自由

自由问题是费希特知识学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主题。在费希特知识学中,自我的形而上学特征直接决定了自由的特性。可以大致从这样三种自我和自由的类型来概括费希特知识学不同的发展阶段:绝对自我与先验的自由、现实自我与实践的自由、宗教中的自我及其自由。我们试图阐明,自我在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怎样的规定性,这样的自我是如何实现自由的,他的自由思想具有怎样的意义和地位。     

孔颖达论诗、乐关系及其诗学史意义

诗、乐关系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从汉儒的弃乐言诗,到宋代郑樵的以乐论诗,再到南宋以来的以诗统乐,这种转变离不开唐代孔颖达的先导之功。作为经学史上集中论述诗乐关系的第一人,孔颖达通过“诗乐相将”“诗为乐心”诸说化解了先秦季札观乐与汉儒以义说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汉代义理诗经学的流行,启发了宋代以来的诗乐话题,奠定了后世学者以诗统乐的诗学理路。后世学者既要顾及《诗经》的乐歌性质,又要防范一种彻底的“主声”之学危害“思无邪”的正旨,往往就要通过反思郑樵的声歌诗经学从而回到孔颖达的诗乐学说。     

特约作者

刘海明,1967年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博士,现任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传媒伦理与法规研究中心主任、广播电视学专业负责人、融媒体实验中心执行主任,兼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传媒研究院学术顾问、楚天网络评论研究院专家顾问。     

治理理论与中国政治改革的思想建构

20世纪末治理理论的引进标志着中国本土政治研究的重要进展。本文的目的是解读治理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中出现与变迁的历史,梳理治理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的主要脉络,厘清这一理论被整合进入政治学科话语体系的具体方式。为此,文章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改革的理论争论背景,以几位具有代表性的治理理论学者为主,深入探讨他们的研究议题及其对学界选介国外治理思想的影响,从而揭示出治理理论在融入本土政治学者思考过程中的处境化特征,以及对建构中国政治改革思想模式的深远意义。     

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简介 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

正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于2012年3月正式成立。中心是以复旦大学人文学科为基础搭建的学术平台,旨在依托复旦的人文学术资源,积极推进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传播中华文明,促进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中心面向世界各国杰出学者、每年为海外优秀的中青年中国学学者提供一定的访问研究机会,并通过学术报告、小型学术工作坊、学术出版等各种形式,构建访问学者与复旦以及国内学者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体系。一方面为海外中国学学者提供"在地的"研究环境,推动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立足复旦与国内,通过交流与合作研究,提升中华文明研究的学术辐射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中华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国际化筑造平台。     

陈隋时代《文选》学中心在江南的形成及其北移

隋时,第一位从事《文选》著述的萧该,实有六朝时期重视家学的渊源,但因北魏孝文帝以来文学土壤仍旧较为贫瘠,一时间并未在北方形成《文选》学的兴盛。但此际的江南,特别是江都,因本身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晋王也即后来的炀帝杨广十多年的重视和积极营造,形成了一个在帝京建业凋零、残破之后迅速崛起的经济、文化中心,由此蕴育出了一个以曹宪为核心《文选》学中心。但好景不长,江淮间《文选》学的繁盛并没有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些《选》学名家至少在武后初期就已聚散,流寓、充实到北方的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学术圈。以李善为界碑,北方郑、汴间的《文选》学已开始兴盛,因毗邻帝京,人文荟萃,而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甚至在初唐,《文选》就已得到了知识界高层的认同。     

后现代之后的信仰重构——E.L.多克特罗的《上帝之城》对奥古斯丁的背离与继承

美国当代犹太作家E.L.多克特罗于2000年出版了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上帝之城》。在这部小说中,作者站在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对20世纪的"世纪病"——信仰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反思,并在批判继承奥古斯丁宗教思想的基础上,立足伦理道德,创造性地建构了"进化派犹太教",倡导一种现世的、当下的信仰。面对人类日益加剧的信仰问题,多克特罗以一个作家的责任心,在后现代文化的荒漠中指出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