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巴兹尔·格雷与敦煌学

本文考察了早期英国东方艺术研究者格雷从事敦煌艺术研究的背景、经历与成就,认为他对敦煌绢纸画的整理与宣传,对敦煌壁画的断代、风格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     

敦煌历史文化题材电视纪录片的叙事及形象建构——以秦川系列作品为例

甘肃籍导演秦川的敦煌历史文化题材电视纪录片以其独具特色的叙事方式与影像中所构建的多维敦煌形象,力图在全球多元文化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和反思地方纪录影像对自身所处(或所属)的地方历史和现实的书写与呈现。从叙事结构、叙事主题、叙事表现手法等角度探讨作品中所体现的个人风格的叙事特点、多维的敦煌形象塑造以及对敦煌历史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诉求,有助于人们对敦煌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叙事形成一个新的系统认知。     

敦煌变文《鷰子赋》再研究

敦煌变文是文学作品,但是往往真实地反映出唐代的社会现实,是研究唐史极为宝贵的资料。而吐鲁番出土文献有相当一部分是唐代原汁原味的政治、经济、法制文书,将吐鲁番文献与敦煌变文相互观照,实现文史互证,是一条可行之路。从这一角度对敦煌变文名篇《鷰子赋》进行再研究,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句的具体含义。     

浅析唐代敦煌佛教石窟壁画

唐代石窟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精华,而敦煌石窟绘画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对唐代敦煌石窟从唐代敦煌佛教石窟绘画发展脉络、主要题材、艺术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一定角度的阐述和分析。     

“敦煌文”概念的再确立和分类的新思考

"敦煌文"概念自提出后,至今仍没被学界广泛接受。但"敦煌文"概念从无到有,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体现了学人对它的不断思考。结合"敦煌文"作品的实际情况,参照《文选》等文体理论典籍的文体划分标准,在吸收历来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强调应当充分重视文体资源丰富的敦煌文宝藏,确立它的应有名分,提至与敦煌诗歌并重,并加以系统整理研究。     

唐代敦煌艺术中的青年女性形象研究

艺术是社会的镜子,艺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以及社会精神面貌。对唐代敦煌艺术中的青年艺术形象的研究发现,菩萨造型、飞天形象、舞伎形象、民女形象等女性化审美取向与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间存在紧密的联系。由此可以认为,敦煌艺术中的青年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需要,同时是由当时特定阶层的社会性需要所决定的。     

敦煌六朝写本与《十诵律》的翻译与校定

S.797、S.6661、BD03375三件六朝《十诵律》写本，其文本结构和内容与唐宋之后的藏经本均有很大的不同。结合《十诵律》的翻译史，这几种六朝写本为我们展示了鸠摩罗什译本的原貌，而现存诸藏经本则是经卑摩罗叉校改的新版本。罗叉在校改时根据自己所熟习的戒律胡（梵）语原本，对罗什译稿做了多方面的改动。敦煌六朝写本的发现对我们了解鸠摩罗什及六朝时期的佛经翻译有更深入的认识。     

论敦煌文献中的丑妇形象与丑妇观

本文将敦煌文献中描写丑妇的作品分为两类:佛教故事类和民间世俗类,并分别对这两类作品中的丑妇形象进行了分析。佛教故事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外貌的描写,极尽夸张之能事,美与丑之间以崇佛为分界可以相互转换。民间世俗类作品重在对丑妇品行的描写,妒妇、懒妇、搬弄是非之妇都被归入丑妇范围,反映了儒教对女子"四德"的要求。两类作品在描写丑妇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儒释观念的不同。但这两类作品有着一致的丑妇观,即丑妇之丑具有绝对性,是美和善的对立面,两者不能并存,这与中国传统认知中丑女可因其美德而改变命运的丑妇观有所不同。其原因与佛教对唐人审美观之影响、敦煌说唱类作品对俳谐性之要求以及唐代官方对审美理想之引导等有关。     

“大国工匠”李云鹤:一家三代守护莫高窟

2019年,被誉为我国“文物修复界泰斗”的敦煌研究院著名文物修复师李云鹤,入选“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风刀沙剑,面壁一生。洞中一日,笔下千年。六十二载潜心修复,八十六岁耕耘不歇。李云鹤,用心做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沉甸甸的颁奖词诉说着李云鹤平凡却伟大的人生故事。从洞窟清洁工到修复国之瑰宝的“大国工匠”,李云鹤的一生与敦煌壁画息息相关。在他的影响和带领下,李家后辈也纷纷加入守护国之瑰宝行列中,三代人传承接力守护莫高窟,为国之瑰宝“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