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的澄明之途——对西方哲学中的“身体性”问题的思考

从身体的维度出发,揭示了西方哲学对“身体性”问题两种截然不同的解答：其一,传统西方哲学将肉体和心灵的关系置于一种对立二元论的基本构架中,使肉体在意识哲学中一直处于一种隐匿和遮蔽的状态。其二,后现代哲学家用“肉体”来反抗意识哲学的独断性。展开了所谓的“哲学肉身化”运动,又将肉体以及与肉体相关的一切推上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以上这两种哲学在“身体性”问题上仍然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独白式”的主体性哲学,而要真正解决“身体性”问题,只有坚持的一种“身体间性”维度的现象学精神,才可能达到“身心合一”的完美之境。     

构筑知识的基础——胡塞尔、弗雷格方法论比较

现象学学派和分析哲学学派都是20世纪哲学界的显学。本文认为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往往能使哲学家在哲学探索中独辟蹊径,现象学学派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成就与两派各自独特的方法论原则息息相关,因此,本文试图追寻哲学史发展的脉络,比较研究充当“领头羊”角色的两位哲学巨匠胡塞尔和弗雷格的方法论原则,以加深对现象学方法和分析哲学方法的理解,洞察二者思想的精微之处。     

定义与系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别与结合的可能性

本文将西方哲学与古典中国哲学所重视的方向做比较。我们发现,除了墨家之外,中国古典哲学不那么重视定义,反而重视成语的使用以及思想家的高智灵感,知道在某场合中如何使用适当的语言来诠释。西方哲学重视系统的传统与印欧系语言有密切关系。西方哲学重视某物的单独存在,中国哲学则重视物与物之关连;西方追求某物的明确定义才讲它与万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则从流动的道或太极图把物与物的彼此互相关系当作某物的不能缺乏的因素。不过,近代西方哲学已不追求定义与系统,同时张岱年先生与其它中国哲学家愿意使用定义和系统来诠释中国哲学。中西方哲学两者的碰面对哲学界有独特的贡献。     

《老子》“道经”首篇阐释

“道经”首篇是《老子》全书之总纲,当从“以老证老”、考虑语境、整体把握这三原则出发来考察,方能正确地阐释本章之旨。其中“道”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形而上的“非常之道”,而“无”和“有”则是老子分别对远古蛮荒与近古物质两个时代的称呼。     

"中国哲学史"的歧义与中国哲学的未来

中国哲学史的未来建设要处理如下一些问题: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概念中包含的古今中西以及文化、地理和阶级性的关系;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当代史和本来的历史的关系等问题。     

马克思对鲍威尔哲学的三次批判

马克思对鲍威尔理论进行了三次批判。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鲍威尔犹太人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集中批判了鲍威尔的理论核心——自我意识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鲍威尔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清算。这种批判过程既是马克思不断廓清自己过去的哲学信仰的过程,也是不断走向历史的深处、建构科学唯物史观的过程。     

学科教学知识新突破:教学策略“U-S”双向共创机理

教学策略由学科知识、教学知识、学生心理引导和教学监控等条件性知识以及教师教学经验、反思、行为习惯等组成,具有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特征。其中知识部分属于学科教学知识(PCK)范畴,具有情境性和多种知识融合的特征。学科教学知识的“特殊整合”,不仅需要相应的学科知识和教学知识,还需要情境性教学经验。然而,中小学教师有经验缺理论、高校教师有理论没经验的问题普遍存在,形成教学策略与教学行为之间双向转化的瓶颈。为此,大学和中小学教师需要以外部利益驱动构建协同共创平台,在相同教学旨趣吸引下组成优势互补的研发团队,形成突破教学策略转化瓶颈的分层赋能与共创机制。“大学―中小学”(“U-S”)协同共创,应注重从教学策略理论知识传授到教师教学行为转变、从学习名师经验及其教学策略创新到新教学策略文本形成的转化与共创过程,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教学策略知识,将其以陈述性、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形式融入师范生实训教学,进而实现对现有学科教学知识的新突破。只有构建“U-S”共同体,协同实现教学策略的“理—实”双向共创,才能赋予教学策略以“内容、形式和旨趣”三个维度的理论和实践生命力,才能发挥双方优势,形成规模更大的教学策略创新平台。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基于浙江省基本经验的研究

教育的进步,离不开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我国教师队伍建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以扩充合格教师队伍为重点的院系调整时期、以发展义务教育师资力量为重点的师范教育稳定发展时期、以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为重点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时期。浙江省教师队伍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教师年龄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和职称结构不断优化,其关键在于围绕教师专业素养、发展活力和职业声望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基于对浙江省教师队伍建设基本经验的梳理与总结,探索我国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为促进我国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与创新应注重四个方面:在坚守中创新师范精神,促进师范教育专业化;全面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建立“新师范”实践共同体;加强师范教育政策扶植,提供必要的政策保障;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提升教师社会影响力。     

晋察冀边区的“三三制”村政权建设

村政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石。晋察冀边区经1938-1940年村政建设,广大乡村实现了由村长制到村民委员会制的过渡,大批抗日人士走上了村长的岗位。为推进全民族抗战和边区民主建政进程,1941年之后的晋察冀边区村选贯彻了"三三制"思想,在更加扩大的民主范围和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行村政建设。村级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建设,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政权观日渐成熟。它适应了全民族总动员的抗日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使各抗日阶级、阶层、党派代表进入基层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行使议政从政的权利,促进了乡村社会治理,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乡村民众的抗日救国积极性,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后村政建设积累了经验,树立起了"模型"。     

读《永生医院》，想象“永生”——从“写什么”说到“生生”

文章以郝景芳在《永生医院》中遭遇到的"永生"问题为切入点,在中西方生命哲学的大背景下,对当代科技手段制造出来的"新人"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个体生命的意义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出发,深入剖析了以技艺人的工作经验为基础的古希腊"制造"哲学借助于当代科技手段造成的生命哲学危机,指出"永生"不是生命的最高目标,唯有在变动不息的"生生"之中,才有生命的真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