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全清词·顺康卷》漏收李式玉词辑补

《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编》的出版极大地促进了清词的研究,但总集的编纂是一项长期而且浩大的工程。且由于清代文献浩如烟海,遗漏在所难免。今翻检清人别集,为之辑补李式玉词129首,以补《全清词·顺康卷》之缺。     

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论《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

《檀香刑》中的钱夫人与孙眉娘虽在身份、相貌等外显生活形态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但内在精神状态却十分相似,都以男性利益为自我价值标准,被牢固地限定在以父系族权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中,以至完全丧失了女性自我意识,成为真正的"第二性"。这两个差异鲜明的具体形象,集中展示女性在父系族权社会里的两种生存状态:以身殉德与以色事人;二者的殊途同归,共同印证了男权文化对女性群体的规训,构成女德与女色的对照互证关系。     

"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兼论"非小说故事"文学地位的上移

"张飞捉周瑜"故事不见于《三国志演义》,但在戏曲及说唱文学中一直都有流传.其源头最早可追溯至明万历年间刊刻的《草庐记》,后被清宫连台本戏《鼎峙春秋》改编定型,逐渐影响至多种地方戏曲、说唱曲艺.由于《鼎峙春秋》以《三国志演义》为纲,巧妙地将"张飞捉周瑜"故事插入剧情之中,更容易被熟悉小说情节的观众接受,因此产生的影响更大.而这一故事在其他通俗文学类别中,同样存在向《三国志演义》靠拢的趋势.以"张飞捉周瑜"故事在通俗文学中的传播与演变为线索,可以发现许多"非小说故事"通过主动与小说同化的方式,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得到文学地位的"上移",可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经典化过程.     

为什么——悼念一棵枫树?——细读《悼念一棵枫树》,并纪念牛汉

关于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通行解读,不仅与作者牛汉的诗学理念相悖,也很难说清楚《悼念一棵枫树》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将牛汉的"悼念"行为放置在现代人与大自然互为主客体的敌对性关系结构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可揭开牛汉"悼念一棵枫树"的现代性内涵。作为客体的大自然和枫树,实际上是以死亡的特殊方式唤醒了诗人,使诗人从单一可控的主体复活为自由生动的生命个体,因此,《悼念一棵枫树》表达的是一个被拯救了的生命向自己的拯救者发出的致敬和感谢。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中国话的文法》述评

赵元任先生所著的《中国话的文法》一书除了在学术方面对汉语语法体系进行了系统的描写与构建,其所展现出的学术精神也值得后人细细品读,包括对语言事实的重视、对待学问的理性态度以及跳出去跳进来的研究方法,也正是这些学术精神使得该书引起了汉语语法研究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