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和秦汉时期的父权家长制

我国上古时代的父权家长制到西周、秦汉时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父权表现在对子女的生杀权、人身专制权、婚姻状况的决定权、思想专制权和财产支配权等方面。究其发展巩固的原因是由于父权家长制家庭特殊的血缘组织关系和这种家庭上下等级关系适合奴隶主阶级和封建主阶级统治的需要。维护家庭中的父权家长制权威同维护奴隶主和封建君主的权威具有一致性。父权家长制对周代君臣上下等级差别的政治体制和统治方式有深刻的影响。对秦汉乃至以后的封建统治，既起到了稳固的作用，又造成了父权专制和子女的愚从，进而压制人的创新精神，严重阻碍社会进步。     

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君主制的历史贡献和内在矛盾

传统中国经历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文明,稳定的中央集权君主制度在其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央集权君主制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制度曾对中华文明做出过突出贡献,但始终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也一直贯穿始终。     

略论韩信之死

千百年来，人们对韩信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的功勋称奇不已，同时又为他凄凉的下场感到惋惜，韩信究竟为何而死？封建王权同封疆重臣之间的矛盾的扩大，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使得韩信之死无可避免。     

论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

地理环境间接地决定着早期人类社会的政治体制。在社会存在的诸要素中，地理环境对早期人类的生产方式有着决定作用，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而地理环境对政治上层建筑有间接的决定作用。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古希腊的民主政体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地理环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普布利乌斯与荀子人性观比较——基于人性与制度设计的政治视角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中国古代君主专制下荀子的"人性恶"观点与美国联邦共和制下全面的人性观,分析人性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动态关系。前者是专制制度下单一的人性观,并由此推演出"礼治"政治设想,后者作为当代西方典型的民主制,在全面的人性观基础之上进行了共和制度设计。通过比较,一则能明示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制度必然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性假设,思想家或制度制定者在设计或制定制度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石;二则能理解制度对于人性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某种制度如果付诸实施势必造成一种既定的事实存在,并对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体产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     

李宗仁对蒋介石的一次训斥

1949年9月的一天，“代总统”李宗仁特地打电话给宣布下野后已移居到广州的蒋介石，约他单独就目前的局势谈话。李、蒋二人在二楼的会客厅落座后，李宗仁对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李宗仁的用意十分明显，蒋介石独裁专制数十年，已养成了一套“一言堂”的家长制作风，只有他颐指气使地拍案训斥别人，断无人敢对他疾言厉色训斥。     

关注民生必须抓住四个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就是以民为本。民本思想古已有之,《尚书》上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但它讲的这个民既有民体之民,而更多的则是封建专制的驭民之民,愚民之民。而如今党中央提倡的民本之民,则赋予了时代的内涵,是现代     

专制主义概念辨难

中国诸子百家之不同,不在于是否主张专制,因为他们都是肯定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也不在于主张在何种历史条件下应该专制,因为他们都认为专制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是应该的,他们都是永恒的超历史的专制主义论者。他们的不同只在于主张怎样的专制:是王道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霸道的、野蛮的、邪恶的专制主义?因此,中国专制主义便可以归结为两大混合类型:以孔子和儒家为代表的“永恒且开明专制主义”与以韩非和法家为代表的“永恒且邪恶专制主义”。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     

国民政府十年（1939——1949）基层民意机关调查

1939年在内忧外患中,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由此确立了新的县政体制,即当时学人所大肆宣扬的新县制。新县制中,国民政府浓装艳抹县及县以下各级民意机关,把基层民意机关称之为“有相当职权”的组织部门。历经十年,国民政府在全国3/5的省份建立了由下而上的基层民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