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治视域下银行自动化决策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与算法技术的发展,自动化决策广泛应用于银行领域。自动化决策有力地推动银行业提质增效并助力数字化转型,但它也带来算法错误、算法歧视、隐私泄露、认知偏差等多重风险。当前我国自动化决策面临国家规制难以适应现实需求和社会主体参与治理动力不足的双重困境。在多元共治视域下,这些困境的解决需要合理确定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强化多元主体间的合作,采取多元路径推动算法治理不断完善,实现银行自动化决策算法的规范发展。     

针对生物识别信息的刑法保护:现实境遇与完善路径——以四川“人脸识别案”为切入点

当前生物识别信息在我国社会中的运用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生物识别信息具备本体特殊性和社会特殊性,这决定了其具备与普通公民个人信息不同的重要性,应受到刑法的特殊保护,但我国既定刑事立法对生物识别信息并未进行任何形式的特殊保护.可运用实质解释的方法,在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利用两高《解释》第5条中第1款第10项和第2款第4项这两个兜底条款,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严重",将"侵犯生物识别信息50条及以上"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由此降低针对生物识别信息原本的入罪和法定刑升格的数量,最终实现对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刑法保护.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之正当性与必要性探析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表述在我国刑法条文中仅出现一次,作为第253条之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补充规范,其与第96条所述"违反国家规定"并不是相同意义上的概念,两者并不冲突。将部门规章纳入此罪的前置法当中,既具有立法目的和体系地位上的正当性,也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尤其在大数据环境下,能够对相关犯罪给予严厉打击,更好地满足个人信息的保护需求。     

国外艾滋病感染者就业如何保障

国外是否存在艾滋病就业歧视?感染者的就业权利如何保障?俄罗斯政府1995年颁布了《俄罗斯人体免疫缺陷病毒预防法案》,其中第二十二章就业权部分对艾滋患者的个人信息保护和工作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对用人单位方面进行了规定限制,但是,该法律在现实面前却苍白无力.     

论个人信息权法律保护的刑事立法模式

现有刑事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存在立法模式太分散、核心术语界定不明确、法定刑设置不科学等问题。我国应当采用以宪法为统领,以民法为基础,以专门法为核心,以刑法为最后保障的统一立法模式,立法上明确界定个人信息的范围,合理配置法定刑,制定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这样才能构建一条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科学路径。     

数字社会中算法消费者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构建

算法消费者是消费者体系中的一种新类型,是通过在智能算法接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生活消费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构建需要在《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衔接与适用空间的解释或立法构造。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过程保护应围绕算法消费者的同意机制多元化、平台经营者个性化披露、算法消费者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及个人信息处理者信息信义义务等维度展开,并以公益诉讼保护作为结果保护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