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和萨维尼国际私法思想之比较

斯托雷和萨维尼是两个分处于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美欧而又同处于一个时代的国际私法思想家.他们的国际私法思想都以国家主权和地域为基础,都推翻了"法则区别说",但斯托雷强调"礼让",偏重国家主义和实用主义,而萨维尼则强调"互赖",偏重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斯托雷和萨维尼的国际私法思想分别在美欧形成了不同的国际私法传统,但其共同特征则是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法律选择方法.     

市民社会的成长是政治知识化的社会基础

以政治理性化为核心的政治知识化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之一.人民主权观念是政治知识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而孵化人民主权观念并使其得以转化为现实的政治生活的社会基础则是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

在世界经济日益全球化的趋势下 ,发展中国家求稳求发展的管理汇率制度受到巨大冲击 ,为此 ,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能放弃本国货币 ,把货币美元化。但事实证明 ,实行美元化 ,放弃货币政策自主权 ,并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 ,而需采取包括资本控制在内的其他对策     

论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一项侧重于变更的研究

20世纪国际规范体系可以从其国际权利 /义务之载体认定、根本来源和主体新内容这三大方面予以概论 ,并展示其与先前两个世纪相比侧重于促进变革而非追求稳定的根本特征。主权国家之外 ,政府际组织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被确认为不同程度上、不同范围内国际权利与义务的载体 ,而内涵多样的人权国际规范构成此项变迁的首要结果。 2 0世纪国际规范尤其源于对当代国际法起了几大积极作用并决定其总体倾斜方向的普遍根本伦理 ,而它们的主体新内容大致集中在关于国际暴力和国家主权的新规则两方面。前一方面首先基于重新引入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 ,后一方面则主要包括限制和干预主权 ,同时扩大、巩固和维护之。当代国际规范体系在总体和多项局部上自相矛盾、含糊混杂 ,这尤其提出了以相对而非绝对、互相协调而非互相排斥的原则来对待国家主权同人权及民族自决权之间关系的必要     

邓小平人权思想初探

邓小平人权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 ,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人权问题 ,针对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 ,结合当今复杂的国际环境 ,提出了“主权重于人权、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思想。邓小平人权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彼此补充的有机整体 ,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人权问题的论述 ,是我们在人权问题上抵御西方世界人权攻势 ,反对西方大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论宪政与主权:权力的有限性与权力的合法化

民族国家的生成是现代立宪政治发展的起点 ,它使国家主权的正当化与合法化成为现代宪政制度的主题。宪政不仅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治权的制约 ,而且也是对国家权力体系中主权的支持。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作为近代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而发生的 ,但是它不是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在后发国家的重演。置于这一历史背景 ,我们才能科学理解宪政与主权的关系     

提前摊还下信用卡证券化资本金计算方法研究

对信用卡应收款证券化的特点及交易结构等进行研究,并对新巴塞尔协议中关于具有提前摊还特征的证券化产品的资本金要求进行探讨,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在对具有提前摊还特征的信用卡证券化资本金处理方法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改进的建议,并通过具体实例进行了阐释,希望对商业银行信用卡证券化的资本监管有所帮助。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起源和发展

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是民主国家监督行政权力合法行使、保障公民法律权利的基本制度.当代行政行为司法审查两大模式以两大法系为分野,它们的发源地分别是英国和法国.对这两种司法审查模式发展的探讨,不能离开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其他两个主要代表性国家--美国和德国.在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确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承继了封建时期的司法传统和观念,加之出于现实的考量,法院依据主权豁免原则不受理公民提起的以行政机关为被告的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因此,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发展必然是一个逐渐突破和缩小主权豁免原则适用范围的过程.     

试析国际法理论中的批判法学派

国际法批判法学派是晚近出现的国际法理论,该学派的主要特征是对当代国际法理论的所持的批判立场,他们通过解构传统的国际法理论,特别指出了其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和矛盾。他们特别注重权力和政策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法律概念反映了特定的权力关系。他们还主张由于不存在普遍意义的基本国际法规范,应对并无共同基础的国际法规则分别加以考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全球数字治理碎片化的表现、成因与应对

目前全球数字治理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其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治理主体、方式和涉及的子议题。具体来说,虽然有多元行为体的参与,但在国际层面仍没有达成合作的共识;虽然有多种治理方式,但基本是对抗的;虽然涵盖了诸多子议题,但缺乏共同的核心议题。全球数字治理之所以出现碎片化,除了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体系、逆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以及理性选择的驱动等普遍性因素外,还在于数字资本主义与数字社会主义之间的较量,风险社会失控的可能性以及数字安全的泛在性等特殊性动因。这不仅拉大了各国间的地缘政治张力,加剧了国际数字贸易结构的失衡,还进一步引发了国际媒体对真相的扭曲。在此背景下,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续推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强调消费者主权,联合欧盟共同反抗美国企业主权的无限扩张;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积极构筑数字治理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