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政策测量和有效性研究:1979~2003

本文以我国正式颁布的1987、1995、1997和2002年4次外资产业政策及其投资目录为研究对象,通过将投资目录按照标准的2位数产业代码进行归类,并对各种政策类别赋予权重,以此测量外资产业政策指数,在这基础上,再对外资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产业开放趋势上,我国对外资产业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在产业开放导向上,这4次外资产业政策表现出了一致性,集中反映了我国的引资目的,而且,在产业开放效果上,对于各种不同的产业分组,以及对于港澳台企业和外国企业,外资产业政策都能够有效地引导外资的产业流向。     

痛苦面面观

经理人的痛苦已经被指数所量化，从一种主观感受变成客观数值。一个主观的事物能被客观化，本身是件好事，但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经理人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有着不同层次的苦痛。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治理绩效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环境 ,设置了公司治理状况评价指标体系 ,并建立公司治理指数评价模型。在对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 ,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 ,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 ,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支付溢价;控股股东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性;董事会治理状况尚有待改善 ,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的功能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监事会治理水平对公司治理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我国经理层治理的总体水平较低 ,激励约束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公司治理水平对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了影响。     

加入WTO“大限”呼唤倒计时

公元2006年，注定成为中国历史上面临惊险一跃的一年?随着全面加入WTO“大限”的降临，中国经济巨轮将从风平浪静的港湾起锚，驶入国际经济风急浪高的汪洋，屈指数来，离大限之日仅剩数百天，我们真的作好准备了吗?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的编制及其信、效度检验

研究编制绿色接触指数问卷,并检验其信、效度,可为测量青少年的自然接触水平提供科学的研究工具.主要以自然缺失症和园艺疗法的定义为理论依据,通过查阅文献、开放式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进行问卷编制.共有374名初中生完成了正式测验,年龄在12～13岁,平均年龄12.5岁.结果表明绿色接触指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存在4个维度,即绿色期望与情感、植物欣赏与照护、植物收获与规整以及测谎,验证性因素分析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四因子模型,各项模型拟合指数在0.88以上.问卷整体Cronbachα系数为0.88,分半信度为0.88,与绿色环境满意度的效标关联效度为0.42,均已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因此,绿色接触指数问卷可作为测量青少年绿色接触水平的有效工具,适用对象为12～13岁的青少年.     

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引入城镇化和城乡“二元”变量,拓展了能源消费分解的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LMDI),将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分解为城镇人口规模、乡村人口规模、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乡村居民收入水平、能源强度、能源供给率、城镇居民能源消费结构、乡村居民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9大效应,发现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贡献最大,而乡村人口规模效应对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量的减少贡献最大。通过对中国城镇化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城镇化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最后,从提高燃气管网覆盖率、加大对节能家电购买的补贴力度、制定和完善居民区建筑节能标准等方面给出减缓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对策建议。     

A股价格波动真的非平稳？ ——大数据背景下个股数据的全样本实证

传统研究对股票市场平稳性分析中大多采用市场指数抽样方式,分析方法和数据采样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解析了现有研究结论中的不一致性。从市场指数构建原理入手可探究抽样分析的局限,作为系列个股的加权值,市场指数无法精确刻画市场所有个股的波动情况。实证时采用A股市场所有个股数据开展全样本分析,这更符合大数据分析理念,统计出个股分析结果继而对A股市场波动进行判定将更加系统和可靠。在不考虑结构突变的情形下,分别计算出ADF检验、KPSS检验和PP检验三种方法的结果;全样本分析结果表明A股市场年度股价数据更多地呈现出平稳性特点,而且,个股数据检验结果与市场指数检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     

我国省际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

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中职发展现状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由5个二级指标和1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根据该指数对我国大陆31个省份2014年的中职发展水平进行了统计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近十年省域之间在中职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趋于缩小,但区域差距仍然存在,并呈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态势;省域之间在中职经费供给上呈现“中部塌陷”的困局,中央财政应适度向中部倾斜;中职基本办学条件整体羸弱,且省域之间差距较大,中西部省份亟待实现“底线达标”;中职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水平与中职发展规模密切影响中职发展水平,但对各省的作用方式不一;要促进省域中职均衡发展,需要在精准认识的基础上精准治理。     

安徽省学前教育资源地区间配置差异分析

笔者采用锡尔指数及其一阶模型,对安徽省学前教育中的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办学规模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进行了测度,并将教育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分解为皖北、皖中、皖南三个地域间的差异以及三个地域内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三个地域内各地区差异是造成全省学前教育资源配置差异的主要原因;学前教育经费投入、师资力量和办学规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配置差异,其中财政性教育公用费各地区差异最明显,专任教师的缺乏造成了各地区师资力量资源配置的差异;办学规模已基本能满足全省幼儿入园的需要,但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     

“元治理”视角下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

单一的旅游治理模式已经不适应全域旅游表现出的全局性、衔接性、带动性、整合性和共享性要求,只有多种旅游治理模式间发挥协调互补功能,才能适应全域旅游发展要求。如何促进多种治理模式实现有效的混合应用,成为旅游治理体制构建的新议题,即如何实现治理中的善治模式,是旅游管理体制改革急需突破的时代任务。"元治理"理论导向的旅游治理体制构建,就是建设与全域旅游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即要明确政府在"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加强旅游法制完善与实施、强化旅游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配置、平衡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博弈以及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借力优质景区建设助推全域旅游治理体制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