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章程修改的法律限制

公司为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通常要适时修改公司章程。各国公司法都允许公司章程自由修改,出于公正的要求均在公司法中对修改施加一些基本限制。一般公司法限制公司章程修改的主体,要求公司章程修改须经过特别决议通过,公司章程变更后应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公司章程修改还可能存在特殊情形,这就要求:公司章程修改不能影响特别股股东的权利,不能完全排除公司法的适用。     

公司章程在新《公司法》中的效力及其适用范围

我国新《公司法》尊重意思自治的理念,凸显公司章程的效力。新《公司法》分别从对公司内部组织关系、经营行为的效力和对外的效力两个方面予以规定,同时明确了公司章程的效力范围,准确界定了设立协议和公司章程的关系以及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公司章程的规定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     

公司控股不控权问题法律研究

因公司章程设置缺陷等因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无法依资本多数决规则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层行使控制权的控股不控权现象 ,损害着公司大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防范公司股东控股不控权的对策在于合理地、规范地设置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经理的职权 ,合理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 ,合理的人事任免方式和程序     

公司董事不得私营同类业务

<正>案例2005年1月8日,李丽与柳虹等9人成立了一家经营海鲜产品的股份公司,李丽任董事、经理。由于公司章程并没有规定,董事是否可以另行经营与公司相同的业务,甚至在所有召开的董事会中,也没有人提过,更谈不上形成决议,从2006年7月起,李丽让丈夫开了一家经营同样海鲜产品的商店,李丽在休假或下班后等业余时间,     

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的效力研究——以《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适用为分析背景

确定公司违反章程规定对外担保行为的效力,要考虑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交易当事人的审查义务、《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范性质等。《公司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使得公司在对外担保时,应根据章程规定的机关作出决议并受章程规定的数额限额约束成为法律要求,具有公开宣示的效果。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是否有效,原则上取决于其违反的是否属于公司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款针对对外担保所制定的章程规则。     

论自治理念下的公司章程自治

文中选择公司章程作为切入点,围绕公司章程自治的影响因素和自治边界来确定,公司章程中的自治范围。     

论公司僵局中股东权益的司法救济——兼评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公司运行一旦出现僵局,股东权益必然受到损害.公司僵局的成因主要是:公司决策实行多数表决制的负面影响,公司股东人数较少或股权缺乏多元化,股东的利益差别,法律规定的不足.2006年<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僵局的救济措施:滥用权利股东的赔偿责任、强制控股股东收购股权、明确股东间接或直接诉讼的权利、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司法解散.但<公司法>在解决公司僵局方面过于谨慎.应当细化公司章程,完善公司僵局的预防和应对机制,司法合理介入,直接诉讼解散公司,强制股份置换,拓展纠纷解决方式、增加仲裁和调解.     

对累积投票制的强制性规定有效吗?

2002年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30％的上市公司选举董事时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并将这一制度写入公司章程.这条强制性规定是否有效地发挥了治理掏空的作用？基于2001年前上市的966家在章程中写入了累积投票制的公司样本,运用2002年-2010年的面板数据对这些公司在章程中写入累积投票制前后掏空的差异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章程中写入了累积投票制后,掏空程度显著下降.但这一治理效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的样本中最强,而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的样本中显著减弱.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累积投票制的治理效应强于国有上市公司.直接制约掏空的改革措施出台后,累积投票制的治理效应减弱.从研究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以持股比例30％为分界点进行的强制性规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随着直接制约掏空的改革措施出台,累积投票制的强制性规定已不适用于当前的制度背景.     

澳大利亚公司法之股权确认规则对我国的启示

股权确认规则一直以来是公司法中的核心构成之一,它是股东身份的衡量标准,决定谁才是真正的股东,谁又能够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以澳大利亚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作为研究背景,分析与归纳值得我国借鉴的公司法规则。纵观域外法系,美国公司法和英国公司法的制度设计存在诸多不一致,而澳大利亚公司法居于折中地位,既不像美国公司法那般激进,又不像英国公司法那般保守。同时,澳大利亚公司法中的股权确认规则设计得比较明晰,其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内容较多,若加以利用有助于解决实践中错综复杂的股东资格纠纷诉讼。     

金融控股公司章程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2005年《公司法》取消公司对外投资规模限制,我国具有金融控股公司形态的企业层出不穷,由于立法空白,金融控股公司在章程约定上未体现出“公司束”与单一公司之间的差异.本文分析我国及我国台湾地区部分金融控股公司的章程样本,并根据金融控股公司治理特点,提出完善金融控股公司章程的思路,建议在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缺失时,通过章程搭建其内部治理机制基本规范是可行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