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

聚众犯罪是刑法分则特别规定的一种犯罪,与共同犯罪存在交叉关系,共同犯罪的制刑规则不能适用于聚众犯罪。聚众犯罪的特点和刑法体系内的协调性特征决定了聚众犯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加重犯限于首要分子,积极参加者和一般参加者不包含在内。     

贪污罪之共同犯罪探析

贪污罪的共同犯罪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实务界对贪污罪共同犯罪认定和处罚有点混乱,影响了对该犯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学界对此的探讨尚不充分,也远没有达成共识.文章就贪污罪共同犯罪作出初步探讨,以期促进和推动贪污罪共同犯罪的预防和惩治.     

共同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的认定

在刑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中,犯罪停止形态和共同犯罪向来都是难点和热点。尤其是这两种犯罪构成修正方式的叠加,再加上犯罪中的身份问题,使得原本就十分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化,以至于理论研究诸多争议,司法认定杂乱纷呈。其中,行为符合不同犯罪构成能否成立共同犯罪、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如何认定、部分参与者"谋而未行"的停止形态如何处理等等尤为引人关注。因而,需要在遵循共犯的一般原理与特殊性原则的基础上,从共同犯罪和犯罪停止形态的基本理论出发,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研判,尽可能得出较为科学、中肯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限制

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审判中,过度适用死刑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并严格限制毒品共同犯罪的死刑适用。对于应当认定为共同犯罪的,不能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径行以单独犯罪判处犯罪人死刑。同时,对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于从犯,一律不能适用死刑;如果一案件中存在多个主犯,一般只能对核心角色的主犯适用死刑。     

论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

参照修订后《刑法》的规定 ,依照逻辑学分类的原理 ,以犯罪构成要件和量刑原则为标准 ,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应为 :一般的共同犯罪 ,包括普通的共同犯罪和聚众犯罪 ;犯罪集团 ,包括普通的犯罪集团和特殊的犯罪集团。共同犯罪形式的法定分类意义重大 ,对司法实践正确定罪量刑有指导价值     

交通肇事罪共犯问题研究

最高院出台的有关交通肇事罪共同犯罪的《解释》与我国刑法规定以及主流的共同犯罪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分歧和对立。可以将交通肇事分为既指使违章驾驶交通肇事后又指使逃逸情况、单纯指使违章驾驶交通肇事情况以及单纯指使逃逸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并就三种不同情况是否构成共同犯罪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与分析,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应当增设肇事后逃逸罪,对最高院的相关《解释》的不和谐部分进行适当的删除修订,引入驾驶者理念。     

“指挥官责任”的国内法适用

“指挥官责任”在日内瓦议定书及国际司法实践存在很大争议,但大多数的讨论均没有聚焦至其国内法的适用上,这无疑是缺乏科学性的。因为缔约国存在履行条约之义务,而该项义务的完全履行亦离不开国内转化与适用。鉴于此,以指挥官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引,以达成战争与现代人权保障间的平衡为目的,结合我国国内刑法法理,以二阶层理论为方法论,提出应构建起以主观状态为分类标准,且对不同情形进行分割处理的国内法适用路径。实现“指挥官责任”的国内法适用无疑将有益于保障人权和约束恣意权力,也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理念高度契合。     

论《蛙》的未完成的"忏悔"

《蛙》中的姑姑创造并供奉泥塑娃娃的行为,属于"认罪"之后的"自我"赎罪方式,是缓解恐惧的一种自我安慰,与所谓的"忏悔"意识相去甚远.具有"忏悔"精神的不是作为计划生育执行者的姑姑,而是提供忏悔契机的收信者杉谷义人和作为"受害者"的剧作家蝌蚪.蝌蚪在计划生育事件中发生的"无罪之罪"的层面上具有"忏悔"意识;但在后续的代孕...     

论共同过失犯罪——以交通肇事罪为视角

我国刑法未将共同过失犯罪纳入规定中，而在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中却将共同过失作为共同犯罪认定。将共同过失犯罪纳入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共同过失犯罪的构成条件是犯罪主体为二人以上，犯罪主观方面为过失，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共同实施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并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     

片面共犯研究

片面共犯是相对于普通的典型的双面共同犯罪而言的,是一方行为人明知他人正在犯罪而暗中参与犯罪,并不为他人知情的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态.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将之称为片面共犯,以此区别明显的典型意义构成的共犯.而在英美法系的刑法学理论中,被称为"潜在的同谋犯".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片面共犯划入共同犯罪的范畴中,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存在片面共犯的社会现象,这就使得对片面共犯的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