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二拍》“本末”冲突主题探析

《三言》、《二拍》通过对明代商业活动的直观再现和商人阶层的真实描述 ,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本末”冲突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 ,传统“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崩溃 ,“农本商末”观念被改变 ,商人地位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 ,商人的自贱意识挥之不去 ,中国古代商业资本被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封建体制所吞噬 ,大量耗费在田产购置和跻身仕途上 ,明代商人最终未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六不”健身心

正我将满80岁,身子骨还算硬朗,尚不到齿摇、发脱、气喘的老境。我连续看书两小时眼不花,一口气登上7层楼不觉得累,退休后没住过院,平日少与医生打交道。这得益于我的"六不"。嘴巴不可过馋。常言道:"嘴过馋,疾病缠。"人的疾病大都是吃出来的。对美食,我掌握一条原则:再好吃的东西,从不暴饮暴食。现实     

论世情小说教主冯梦龙的小说雅俗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一

雅与俗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着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等丰富内涵,雅俗不仅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文化与社会乃至人、事、物的重要标准。雅俗问题是冯梦龙＂三言＂研究的核心问题,雅就是道心、天理,俗就是人心、人欲。冯梦龙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其＂三言＂的成功带动了世情小说持续的热潮,《型世言》、《石点头》、《豆棚闲话》,特别是《红楼梦》等一大批世情小说杰作相继问世,冯梦龙不愧为世情小说的伟大先驱与教主。     

《弁而钗》和《林兰香》里的“情”与同性恋

有关晚明文学与当时尊情风气之关系，学界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则试图审视“情”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当时的一些小说作者挪用去为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唱赞歌的。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经提出，除了被普遍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外，“情”应该被视为第四项不朽。不过，在这里，“情”指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浅论三言中的道德说教

广大三言爱好者和研究者往往注重其“情教”的一面，但作品中充斥着传统的道德说教。在作品中道德说教表现为：强调维护封建礼制，鼓吹妇女贞操、从一而终观念，推崇“忠臣”、“义仆”之类的封建人伦之情，宣扬“义”，宣扬“因果报应”。     

冯梦龙:衔接文学的高端和原生态

冯梦龙在通俗文学领域多有建树,他编辑整理的民歌、笑话、通俗读物和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等,对于世俗心态与文坛流变,均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冯梦龙以其过人的才华、领先于时代的胆识,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整理创作,对于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围绕小说的文人、民间两个传统的衔接这一命题,揭示冯梦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与杰出成就。     

论世情小说教主冯梦龙的小说雅俗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一

雅与俗是中国文学乃至文化批评史上的重要概念之一,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有着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化的、文学的、艺术的等丰富内涵,雅俗不仅仅是衡量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文化与社会乃至人、事、物的重要标准。雅俗问题是冯梦龙“三言”研究的核心问题,雅就是道心、天理,俗就是人心、人欲。冯梦龙提倡“奏雅”与“适俗”并重,大力提高小说的地位,其“三言”的成功带动了世情小说持续的热潮,《型世言》、《石点头》、《豆棚闲话》,特别是《红楼梦》等一大批世情小说杰作相继问世,冯梦龙不愧为世情小说的伟大先驱与教主。     

从传奇改本看冯梦龙的思想世界

冯梦龙为了科举考试长久研读《春秋》,并撰写了相关著述。他深受《春秋》大义影响。《春秋》成为他认识世界的方法,这在他的传奇改本里有着深刻的反映。可以说,传奇改本成为冯梦龙参照《春秋》大义重建“世界秩序”的理想文本。     

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文人的参与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冯梦龙从体制、情节、语言等方面对柳永形象作了一番重塑,藉此也观见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中文人化的轨迹：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完善和定型化,思想主题的升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圆熟,教化性的强化,语言的雅化。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