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五年仪州省废考论

仪州原为义州,始建于后唐同光元年,完整行政区划形成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因避讳宋太宗御名改名为仪州,北宋前期仪州均作为州一级政区存在,仪州的设置使得大小陇山区域首次有州一级政区建制存在。仪州全境处于大陇山与小陇山之中,在北宋前期处于重要的秦州经仪州至渭州交通的枢纽地位,尤其在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有效沟通连接了秦凤路与泾原路的战线。随着神宗朝熙河开边伊始,北宋的对夏国防政策转为攻势,新的交通线路随之开拓,新的交通格局逐步形成,秦州至渭州不再需要经仪州的山道交通线,仪州的地位随之衰落,至宋神宗熙宁五年十月,仪州省入渭州。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裁撤合并州县时期,累计有二十七个州、一百四十四个县被裁撤合并,仪州的被裁撤除去自身地缘不利因素外,亦有王安石变法的"省废州县、省废节流"的方针及大背景,因此仪州的省废原因既有存在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特点。     

论商鞅“农战”思想

"农战"思想是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商鞅个人思想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人们着重于"农战"思想的直接意义进行评价,但是如果将"农战"思想放在一个长时段的视角下,"农战"思想的弊病就会暴露出来。"农战"思想在秦国统一六国的同时也对中国的民力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并且极端的重农重战使中国最终走向了一个封闭的、停滞的农业社会,丧失了前进的内在动力。     

自由型法治抑或效能型法治？——中国变法时代的法治选择

法治并非只能与自由主义相结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阶段的目的来看,中国的法治类型是一种效能型法治,其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增强国家能力以实现民族复兴. 这一目的从隐到显地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文件之中. 从清末民初,即中国变法时代的开始,就已预示了未来中国在变法运动中的法治之路不是自由型法治,而是效能型法治. 这是因为中国的变法运动对国家能力的需要远远大于对个人自由的需要. 当实现富强中国的目标之后,中国特色法治文明的未来发展则应当走效能与自由相结合的道路.     

“课归商办”：析论陶澍整饬两淮盐务的主张和实践

“课归场灶”与“课归商办”代表了清代处理盐法主体关系的两种相向立场。陶澍力主后者并努力践行,虽总体并不成功,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对“课归商办”的确认,在于对清初以来盐法动荡的某种稳定。在这个意义上说,陶澍在两淮的盐法主张和实践具有“变法”和“改革”的内涵。     

商鞅“更礼”论

商鞅是以提倡“尊君重法”而名显一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但并非不重视礼,只是其对礼的看法和使用与儒、道、墨诸学派大异其趣。面对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现实,他明智地提出“更礼”的主张。商鞅之“更礼”基于他的历史观和人性论。其“变法”与“更礼”并行,而“更礼”则以“礼者,所以便事也”为指导原则,从而弱化了礼的道德意义,将礼变为功利之礼、实用之礼,对秦国及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维新与翼教的冲突和融合——康有为、苏舆对《春秋繁露》的不同解读

当儒学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历史上每次变法与改革,都必须先在儒学学理上找到根据.康有为等人发动的维新变法,就是以儒家的春秋公羊学为理论根据的,他以<春秋繁露>为依托,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系统论述他的政治改革思想.然而同在晚清公羊学发展的学脉之中,苏舆却对康有为的理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他编辑<翼教丛编>,撰著<春秋繁露义证>,正是晚清学术界"维新"与"翼教"两派之间思想斗争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两派之间既有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的一面,这是由晚清学术与政治复杂的互动关系所决定的.     

试论秦朝文化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秦朝文化专制制度与其说是出于韩非和李斯的操作,不如说是来自于《商君书》和秦国固有文化模式的影响。商鞅法治思想和由其门人弟子编撰的《商君书》以及秦文化不仅使秦国走向富强和统一,也成为秦朝和后世封建君主在思想领域内实现专制的理论依据,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薛福成法律思想述略

薛福成基于对时势的认识,提出"宜变古以就今"的变法观,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权,倡导振兴商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改良国家政治体制,注重研究公法和培养外交人才,以掌握西人的"富强之术".薛福成的法律观具有重要思想价值和启迪意义.     

王安石与苏轼赋税思想浅议

王安石与苏轼都是北宋中期的重要思想家,二者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境有着不同的赋税改革思路。究竟孰对孰错?他们的赋税思想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区别和联系呢?本文对此展开了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