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两大史诗的活态考察

印度两大史诗作为历史范畴的文化现象,是一种活态艺术。艺人说唱具有即时即型性。写定本的固定作用,导致活态艺术的消逝而成为标本。线性的起始与终点,消融于原始意识、集体意志之中。史诗及其说唱,规模在于情景,其“原始”性,在于艺人自我意识的消磨和群众的集体参与、迷狂。作为人类跨越文明门槛的历史印记,史诗的艺术魅力是不可企及的。     

满族说部《西林安班玛发》史诗性辨析

《西林安班玛发》是满族说部＂窝车库乌勒本＂重要文本之一,它不仅承载了满族先民丰富的萨满文化,也在产生时代、文本形式、主体内容、传播流变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史诗性。从文本所表现的西林色夫一生英雄伟业及主要情节母题看,《西林安班玛发》也是一部极富民族个性的萨满英雄史诗。     

民间英雄史诗：张承志和张炜的想象

英雄主义豪情,不仅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创作的诗性气质,而且,决定了张承志与张炜对生活的理解,甚至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英雄形象塑造。这就涉及张承志与张炜作品中的“我”或“主体抒情形象”与“民间英雄”之间的深刻关联问题,从诗学意义上说,这涉及作品中的“替代的主体”或“诗人自己”。张承志和张炜对英雄主义的深刻理解,对历史主义的真正透视,对民族命运的直接关怀,使他们的史诗性创作显示出“绝代的光华”。     

论《又来了,爱情》的叙事艺术特征

<又来了,爱情>是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的晚年代表作.小说选取套层叙事的艺术结构,采取"作品创作"与"情感纠葛"的双重线索,演绎了两个时空的爱情故事,把过去与现在、幻觉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于精巧叙事中形成内外相承的故事情节、回旋咏叹的主题内涵和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使作品全篇具备了诗的层次、结构和意境.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既彰显了莱辛作为"女性经历的史诗作者"娴熟的小说创作技巧,也使她开创了"新的史诗风格".     

归途的迷航——试从声音的对峙窥视《格萨尔王传》和《荷马史诗》的永恒回归

在《荷马史诗》和《格萨尔王传》中,都有两重声音对峙交织在整个文本里,有创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碰撞对话,也有人物自身的矛盾对话,正是这些对话推进了故事的发展,把最终的态势引向了寻求史诗的共同模式:经历一番艰难抉择,尝试无数痛苦的征程,最终实现心灵或现实生活的"回归"。     

韩寒神话的史诗母题

天才韩寒的成名史,就其结构来说是一部当代英雄史诗。在史诗传统中,无论史诗情节如何丰富多元,其结构和母题都是相对固定的。英雄形象主要从英雄成长、英雄人格、英雄业绩三个方面加以塑造。英雄成长一般遵循"特异诞生—孤独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的生长轨迹。英雄人格中最大的优点是超凡的勇气和能量,最大的缺点是伟大的愤怒及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英雄业绩则固定地体现在征服魔界、征服他族、征服美女三个方面。在韩寒神话中,这个天才少年曾先后挑战三个越来越强大的"魔界":应试教育、当代文坛、社会政治。韩寒的伟大愤怒与他征服"魔界"的成功业绩紧紧结合在一起,其人格的种种矛盾,以及性别魅力,都是很难以凡人逻辑来揣度的。维护韩寒神像,就是维护一股以韩寒为核心的年轻力量,维护部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幻象。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     

论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崇高”之美

古罗马杰出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朗吉弩斯认为,作为文学作品,崇高的意旨应是第一位的,隽永、伟大、不朽的文学作品产生于“崇高”的意旨与最佳的语言及文体形式的完美融合。应该说,我国西部藏民族史诗《格萨尔王传》就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朗吉弩斯所标举的崇高审美域,其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设置及战争场面的描绘等都突显了崇高审美域所具有的“不可抵抗的征服力”,给予受者以“狂喜惊异”和“高兴、娱悦”的审美感受。     

文化的史诗：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的应答

当历史已然远去,该用怎样的笔法来呈现自己心中的历史和人物？宋徽宗时张择端曾用名画《清明上河图》对生活的现场进行细致描绘,历史、市井、人物志、故事在这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画卷上徐徐展开,使之成为用中国古典美术技法对历史进行呈现的一个杰出的艺术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