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控制下的北宋院画——谈北宋“翰林图画院”绘画的创作特性

北宋“翰林图画院”是皇家御用画院,这种“御用”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绘画有着自身的创作特性,这在题材上,表现为“院画题材的确定性”和“合乎赵宋统治阶级政教需要的特性”。在画风上,则表现为“院画创作讲究对传统画风的继承和对画院本身所确立的‘体制’画风的师承”以及“院画的创作要合乎皇室宫廷的审美趣味”。上述创作特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泯灭了院画家的创作个性。但是,我们也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否定,尤其是在北宋徽宗朝,院画家“竭尽精力,以副上意”,就等于是在探索和完善着新的院画“体制”--“宣和体”画风。     

世界乡土文学六要素论

现代意义的乡土文学理论和创作萌芽于18世纪中期法国启蒙运动,诞生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世界乡土文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乡土”、“乡巴佬”（文学形象）、“乡土变迁”、“乡土理性”、“乡土叙事”、“乡下人”（创作主体）六要素。六要素中,每一要素包括两个基本类型,分别是：自然和社会、乡下“小人物”和乡下“大人物”、 经济和观念、认知理性和范式理性、方言土语的运用和文体的创新、个人的因素和时代因素。这六要素十二类型涉及乡土文学创作的地域特征、人物形象特征、时代特征、思想特征、艺术特征、创作主体特征。乡土文学六要素是判断乡土文学基本范围的标尺。六要素的质量高下及其与民族文化品格和精神追求相结合的状况,也是判定其乡土文学成就高下的重要标尺。     

从《水云》看沈从文的创作模式

《水云》是沈从文著作中一个最为特殊的文本, 它从哲理性、美学性高度,借助心灵独白或自我对白的方式, 对自己的审美追求作了重要表达。在生命中“偶然”向如虹如星的接触中, 激起“情感”的燃烧, 用“抽象抒情、绪体操”将这种燃烧化成作品--《水云》的这种“偶然+ 情感”模式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模式和“创作模式”, 认识这一模式, 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沈从文创作的一把钥匙。     

“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历史新时期的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后新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相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野草》与《十夜梦》形式论

鲁迅与夏目漱石这两位中日文学巨擘在文学意义上关系密切,他们的作品集中,有两部作品在形式上具有非常显著的相似性,那就是《野草》与《十夜梦》,这具体表现在一“暗”一“明”两个方面,所谓“暗”就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显得不是那么明朗直露,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我做梦”这种“由具象到抽象”的表达策略。要强调的是,他们现代手法的运用仍是着眼于文章意义表达的完整性;所谓“明”是指这两部作品集中有一部分作品采取了一种“由抽象到具象”的表达策略,这时作者不再是借助写作技巧来极力遮掩自己的内心隐秘,而是通过像《百喻经》里“讲故事”的形式,最直接最明朗地传达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而这一点又常为研究者所忽视。     

生命之悲与艺术之美的诗性转换——一个传统诗学命题的审美心理学诠释

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文论史上极富影响的创作心理学命题。本文站在审美心理学视域, 从四个层面具体论述了缺失主体由“愤”而“著”这一诗性转换的必然与可能。     

民间的走向——论“寻根”及其以后创作主体的“民间意识”

从文学史的研究角度出发,梳理出寻根及其后不同流派的作家的文本中所体现出来的主体意识与民间意识的三种关系。通过对这三种关系的述评,剖析了不同创作倾向中民间意识与主体意识的位置与关系的误区。并指出主体意识应超越作为“文化意识”上的民间意识,以作品的文学性形成对文化的“本体性否定”,从而建构起属于自己的具有存在意义的独特审美空间和文学世界。     

孤独·颓废·情爱世界——苏曼殊、郁达夫情爱小说比较论

在苏曼殊和郁达夫的人生历程中都有过辛酸凄凉的童年和漂泊悲惨的经历,这一独特的人生经历衍生了作家主体的孤独感。为了逃避孤独,他们在无情的现实中构建起有情的小说世界。苏曼殊好用“一男择二女”的情节模式,郁达夫则选择了“一厢情愿”的情节模式。自卑情结形成的“弱势心理”使他们把爱情理解成“母爱”或“同情”;两人的情爱小说都弥漫着颓废的情调,但苏曼殊的作品在颓废中带有更多的感伤,而郁达夫的小说则在颓废中呈现出更多的唯美色彩。     

利普斯、舍勒和施泰因论同感和同一感

“同感”和“同一感”构成了舍勒和施泰因同感现象学的基础。从利普斯所举的杂技演员的例子,施泰因用她自己的、基于“本原性和非本原性”之区分的同感概念驳斥了利普斯的“同感”概念,并由此创造性地区分了“同感”与“同一感”。这一区分极大地影响了舍勒,以致他修改并扩充了他有关同情的著作。尤其是,他将“同一感”作为第四种类型补充到交互主体的情感行为的分类之中。但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舍勒的“同一感”概念完全不同于施泰因的“同一感”概念。在互动中,施泰因和舍勒在不同方向上成就了各自的理论。他们都在对“同感”和“同一感”概念的澄清中,展开了一门广义上的“同感现象学”或“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同时,又由于他们各自对于相关概念的不同理解,最终他们也开展出不尽相同的局面。     

《苏氏易传》视域下的苏轼黄州词创作

苏轼谪居黄州期间,“覃思于《易》”,著成以“致用”为务的《苏氏易传》。《苏氏易传》深深影响到苏轼的黄州词创作,其影响是建立在创作主体的实践精神与心路历程之上的。苏轼撰写《易传》的目的主要是解决身处“命与志不相谋”的困境中如何安顿人生的问题。其中对“道”“情”“性”“命”之关系的思考,以及在思考中形成的刚中柔外、内足而自在的理想人格和性命自得的人生境界,不仅作为学理层面的思想形态而出现,更重要的是作为谪居生活中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并转化成为苏轼黄州词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抒情言志的基本元素,尤其是通过“醉”“梦”“舟”等意象,将其《易传》中的“无心”思想艺术化,创造出别具内涵且又情理圆融的词境,“新天下耳目”,在唐宋词史上全面确立了“士大夫之词”。     

张承志及其小说中的“他者”化意识

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他深刻地体会到主流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强势压力,于是在他的创作中,主动地亲近了那些被"他者"化、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从地域的选择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为被"他者"化的文明立言的目标,使那些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文明重新被发掘。可以说,张承志成就了被"他者"化中的文明,同时"他者"化的文明也成就了张承志。     

张承志的英雄主义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张承志的创作中表现出明显的英雄主义特征。他的文学作品的英雄主义具有与众不同的含义。勇于挑战的英雄主义情结,使张承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精英文学潮流消退、文学逐渐走向市场的趋势下,本着道德理想主义精神,坚忍地捍卫着文学和心灵的那方净土;同时,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当今社会,不随波逐流,鄙弃功利,为了心中的"念想"毅然放弃所熟知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选择了异话、异域的宗教和文化。张承志的英雄主义情结师承于鲁迅先生,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整个社会有着思想启蒙意义。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     

张炜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精神

作为成长于齐鲁大地上的优秀作家,张炜小说创作体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贯穿张炜小说创作始终的是儒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关注社会现实和人文精神的入世精神;张炜对道家的出世精神并不赞赏,但道家文化对本真天性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观念,又使他在心理气质上本能地倾向于它,并在作品中自然体现出道家文化的神韵;张炜还自觉地从民间文化吸取营养,其小说中的民间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对大地母亲的礼赞、对民间生存意志和生存智慧的表现、对民间价值观念的提炼等方面。近年来,齐文化浪漫幻想的艺术精神对张炜的小说创作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张承志小说的神话品质初探

通过分析张承志的小说作品,我们可以提炼出六大元素,即理想主义、生命崇拜、牺牲精神、孤独的旅途、苦难意识和神秘的象征隐喻,这六大元素与“追寻”母题神话所包含精神内涵相契合,这种契合的内在原因在于:一．神话精神贯穿了一个民族的人文历史,张承志试图通过挖掘民族潜意识去追寻民族文化之根。二．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试图用神话形态去沟通历史。三．神话的象征隐喻功能符合张承志小说创作中表达宏大而又迷离模糊的历史命题深刻含义的要求。     

寻找精神家园——论张炜19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19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认同与话语方式又一次面临危机,再一次陷入到了"失语"的窘境。而始终坚持精英立场的张炜在几部长篇小说中为我们提供了为数不多的执着寻找精神家园的人物。《家族》与《柏慧》中的"我"始终固守着最后的精神伊甸园,在抗争中坚持的是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能不忆蜀葵》中的淳于阳立在商海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开始了不知终点的精神朝圣之旅。这些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家园的艰难历程,他们的存在也昭示着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依然存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血液之中。     

鲁迅与张承志

张承志是当代明确对鲁迅表示过尊崇的一位,鲁迅的思想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文学创作。无论是从张承志的小说创作还是散文随笔中都能感受到鲁迅的气息。张承志和鲁迅小说文本中的精神联结首先体现为“母亲情结”,但张承志对母爱的情感意识不但满足了他个人生命的需求,而且寄托着作家的个人理想;而鲁迅对母亲的主体意识更趋向一种爱与孝,认同与批判的双重精神世界。张承志由母亲而生发的“人民情愫”,体现了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但他远不如鲁迅的“立人”思想体系完整和深刻。张承志在精神层面上延续着鲁迅的决绝姿态,他“以笔为旗”,而鲁迅是“以笔为枪”。张承志是用笔来寻找文学的存在意义,鲁迅则是托命这支笔来开拓存在意义的人生。     

论朱熹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

朱熹在建构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对张载的思想有较多的继承和发展,而这与他对张载著作的整理和研究是分不开的。朱熹对张载《文集》（朱熹多称其为《横渠集》）的校补工作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和关注;在他最重要的一些著作如《近思录》、《论孟精义》、《论孟集注》、《楚辞集注》中辑录了许多张载的“精义”;他还对张载最重要的著作《西铭》和《正蒙》作了大量的注释和评论。这些工作,对朱熹真正走进张载的思想世界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当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以张承志为例

张承志的小说一直以来致力于民族、宗教、历史的发现与思考,努力确立自己的终极人文关怀.其急迫的危机感、执著的民族意识,逐渐融合到以"人"为个体的最深层的"尊严"中去.在这个"尊严"的背后,各种中西方的情结交织、意识纵横、自由想像,以及自我低吟,都是构成张承志小说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的部分.张承志所代表的文化身份已经超越个体而达到集体身份,这可以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加以体察,也涉及宗教与信仰问题.在其创作阶段中可以清晰地找寻到一切有关"战斗、征服、家园、族裔"的文本世界的价值指向,这包括许多零散的甚至破碎的意义.     

张爱玲小说的人性视角

现代文学史上 ,致力于人性探索的作家中 ,张爱玲是其中一个。在四十年代的“孤岛”上海 ,张爱玲的小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她的笔触 ,直抵人性深处 ,对人性的假、丑、恶 ,做了酣畅淋漓的挖掘和表现。本文即从这个角度 ,剖析了张爱玲的小说内涵及她对现代文学作文题材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