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文化构筑的潮汕侨批纠纷调处方式探析

潮汕侨批是侨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文化的沁润奠定了潮汕侨批产生的基础,衍生了潮汕侨批民间法规则,也为侨批纠纷的调处提供了保障。家族文化中的商业诚信理念和规则为纠纷预防提供了特有的文化资源;自力救济、侨批行业公会调解、公堂调解、盟神查案、适用无过错赔偿原则等调处纠纷的方式,在当下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坚持德法共治,弘扬侨批文化,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化解纠纷的功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适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理机制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现代商人法于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中的集大成者,尽管其本质上属于非立法性文件,但是它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彰显的准据法功能却日益繁荣.本文系统解读国际仲裁视域下<通则>适用的三大法理机制,并比照中国立法现状透视<通则>之仲裁适用机制带给我们的立法启示.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特质解析

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司法理念、制度架构和运行方式。皇权至上、家族伦理、民本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司法行政合一、调处息讼以及慎罚恤刑等制度设计的形式特征,成为传统司法制度最突出的特质,其主要成因是古代中国的宗法社会结构、皇权专制政体和儒家正统思想。认真分析梳理这些特质,既是准确认识和客观评价传统司法制度的需要,也有利于把握中国司法制度现代化的历史走向。     

论商事合伙中的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

商事合伙的合伙人应当具有单独业务执行权和单独代表权,原则上每一合伙人均可单独执行合伙事务并代表合伙企业。虽然这对于商事合伙而言可能是危险的,但却是基于商事实践的理性选择,而且这种危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我国应当确立这一模式。     

控制与依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会商事仲裁制度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政府结构及司法体系的日趋完善,商会商事仲裁制度受到很大影响.从法律规范上看,作为商会商事仲裁职能的重要表现,商事公断处的合法性一直备受争议,直到1936年才明确其法定地位.具体商事纠纷过程中,受限于党政及司法机关职能的扩展,商会的商事仲裁空间及权威一定程度上萎缩,但由于抗战前党政、司法职能扩展囿于一定范围,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仍不得不依赖商会的力量,才能维持执政的稳定.在这种背景下,商会与政府之间呈现出既被控制又被依赖的双重特性.     

商事制度改革与外商直接投资

政府不断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企业制度性成本，但企业的获得感不强。因此，本文尝试实证检验商事制度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制度性成本。本文以广东省商事制度改革为切入点，以企业开办时间度量企业制度性成本，实证发现商事制度改革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企业约18%的开办时间。这些发现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也是稳健的。但在经济学意义上，与政府提出的开办时间降低一半的目标相距甚远。因此，进一步简政放权，推动商事制度改革政策落地执行，大幅度降低企业的制度性成本是未来商事制度改革仍需努力的方向。     

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体制的反思与重构

由于仲裁的自身局限性,商事仲裁应当被监督。国内司法监督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影响公正的纯粹程序性监督,而非全面监督。国内司法监督范围是国际商事仲裁监督体制选择的先决条件,划定国内司法监督范围使国内、涉外司法监督内容趋于一致,我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体制应当试行"单轨制"。我国《仲裁法》应当修改仲裁监督范围,解决当前司法监督范围和监督体制问题。     

“商事人格权”概念构建方法检讨

“商事人格权”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概念,本文用体系化的标准,从逻辑和价值两方面对其构建进行了检讨,发现这一概念破坏了法律概念内涵的确定性,在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并不能达到弥补价值漏洞的目的,不能见容于民法现有的体系。故本文主张应将之舍弃。     

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商事调解因其具有能实质高效解决争议、维持友好关系等独特优势,日渐成为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通行方式。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商事争议解决需求不断增长且日益多元的趋势,国家适时出台《关于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为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提供了巨大机遇。然而,无可否认的是当前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仍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唯有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方向指引,重塑“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并通过培育现代国际商事调解组织,建立国际商事调解职业队伍,明确商事调解协议执行机制,构建国际商事调解信用体系,方能有效应对发展“一带一路”商事调解的现实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