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孩政策”对家庭的影响

"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来说不仅能优化家庭结构,增强家庭的发展能力,同时能够增强家庭亲属文化的传承,但是我们也可预见到对于普通家庭新增加一位孩子无疑会加大家庭各方面的支出,增加家庭的经济压力。     

“一带一路”之亚投行贷款条件的设计理路

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条件性"的干预性和强制性特点,有违背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原则之嫌,存在合法性危机。由发展中国家主导成立的亚投行,标志着多边开发银行的发展进入了新时期,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的主要平台,亚投行贷款条件的合理设置关乎银行和借款国投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共赢"国际法治的推进。当前,亚投行发布的《AIIB协定》和《AIIB主权支持贷款条件通则》是涉及贷款条件规定的两个主要法律文件,前者为贷款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后者为贷款条件提供了选择性规定。在此基础之上,亚投行贷款条件应实现以"共赢"国际法为导向,兼顾系统性与相关性、自主性与灵活性、效果性与合规性,以规范其形式的发展理路,促使其向"善治"需求之"良法"转型。     

“舆论搭车”的治理困境与政府“双微联动”的优化路径

"舆论搭车"是社会公众基于"共情"产生的关注舆情事件、引发舆情目标转移、倒逼公权力介入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舆情事件应对能力不足,在面对"舆论搭车"时出现了不作为、不配合、不妥帖、不矫正等问题。政府"双微联动"能够引导"舆论搭车"趋向,增强舆论传播的快速性和精准性,形成舆论传播的集群效应,规避和弱化"舆论搭车"现象及其负面影响。为此,应进一步优化政府"双微联动",构建立体化政务信息传播新格局,提升政府"双微联动"的运营能力,搭建政府"双微联动"实施框架,更好地巩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先秦“德”义新解

"德"是先秦时期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范畴。关于"德"的含义历来解释甚多。本文在梳理了对先秦之"德"的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德"的造字本义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德"观念源于上古人们的"能力"崇拜,"德"字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对于一种特殊"能力":"政治控驭能力"的需要。"德"之初义就是"政治控驭能力"和"权威影响力"。从德的字形结构、音韵训诂和文献用例等方面可以证明德字是古代君王通过"巡省"方式树立自己的权威影响力的反映。     

西方真之理论的三次转向

自20世纪以来,西方关于真之理论的观点大概出现了三次转向: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本体论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真出现在形而上学、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等哲学理论中,真与判断理论相互联系,真成为哲学约定的副产品.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期,伴随着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而出现.这一时期,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主要围绕真谓词的使用和意义来展开.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对"何为真之本质?"这一问题的讨论尤为激烈,并且对"真"的讨论不再关注语言分析的方法,而是关注"真的"一词的日常表现,关于真之理论的讨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在当代,真之理论根据哲学研究主题的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总体而言,当代真之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与民国初期相比,福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在职能发挥上更为自觉,民间经济组织成立的数量也更多,近代工商业发展速度更快,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慢于清末,且在全国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既得因于民国成立后福建地方政治分裂,也与福建缺乏大型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与大额资金扶持,沿海地区对内陆的辐射带动力不够等先天条件不足相关。     

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建议——基于解释结构模型(ISM)的实证分析

第三方支付的创新发展,积极调动了"长尾"消费者的投资热情,导致消费者金融服务需求膨胀和风险预警矛盾日益严重。运用德尔菲法对消费者使用第三方支付感知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和筛选,并通过解释结构模型(ISM),进一步分解出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性分布及其逻辑关联。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信任是表层因素,接受深层次因素传导作用;第三方支付机构提供安全技术操作等诸因素是中间层因素;消费者个体特征和互联网环境是深层次因素。为了降低感知风险,必须全方位、多渠道地优化网络环境、健全第三方支付企业安全管理体系和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     

从“欧洲优先”到“美国优先”：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美欧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知和安全利益的一致性是大西洋联盟赖以建立并保持稳定的重要基础,而美国作为盟主,其全球战略重心的定位与转移则是影响联盟稳定及美欧关系的一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美欧有着共同的威胁认知和一致的安全利益,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亦奉行"欧洲优先"战略,由此确保了大西洋联盟和美欧关系的稳定。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逐渐从欧洲向中东、亚太地区转移,这给原本以维护欧洲安全为主要使命的大西洋联盟造成强烈冲击。特朗普执政后进一步收缩全球战略,加速推进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战略重心东移,导致美欧安全利益分离加大以及双方对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美国优先"主导下的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对大西洋联盟具有离心力和稀释作用,促使其日趋松散化,甚至有滑向某种松散的交易联盟的风险。未来大西洋联盟或仍将持续,但由于存在内部缺陷及其他制约因素,其在蜕变中走向衰落的长期趋势将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