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     

平台竞争、排他性协议与竞争瓶颈

在很多双边市场中，经常出现平台一边的用户与平台之间产生利益纠纷的现象，例如顺丰速运与菜鸟网络之间的纠纷等，本文从理论模型的角度研究了这种经济现象。文章通过将双边市场的用户分为视平台有差异和无差异两种类型，研究了平台如何掠夺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所有剩余的问题。研究发现，平台厂商有与视平台无差异的用户签订排他性协议的激励；无论签订排他性协议与否，这类用户都将被掠夺所有剩余，产生了所谓的"竞争瓶颈"；排他性协议带来的福利效应并不明确，当平台的边际成本和交叉外部性参数较大时，排他性协议的签订能够提升社会总福利。     

挣脱生态牢笼的路径探幽——《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生态思想解读

《共产党宣言》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思想,其体系以人、社会、自然整体为背景,其核心观点认为生态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马克思在唯物史观视野下,科学论证了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逻辑,廓清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双重和解的演化路径.其中关于科技提升、市场拓展、交通和通信发展等引起世界市场“生态扩张”的思想,对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境况下“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     

新时期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初探

我国经济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为了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应该构建一个"三层三类全覆盖"的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第一层次为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第二层次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第三层次为公共政策性、特定功能性和一般商业性三类国有企业。该体制有利于国有企业从一系列的政府监管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在具体构建国有经济管理新体制时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国资委向国经委转变;二是以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为抓手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把握"管资本"的核心内涵,让国有企业的运行回归到企业本质;四是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允许各地政府积极探索自己的新体制。     

诊断、探索、构想:资本逻辑视域下生态危机的困境与消解

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方式造成了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但由于资本的出场、在场和退场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因此当前还无法和资本逻辑实行彻底的决裂,而只能在利用与限制资本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以减少资本对自然的伤害。要从根本上化解生态危机,就必须逐步促进资本退场,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共产主义。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城市集中供热行业运行重点环节的政府监管

城市集中供热行业运行的政府监管需要明确重点环节与内容，围绕完善价格机制、保障市场运行、提高运行质量等核心问题实施科学监管，以提高监管效率、促进市场健康发育为主要目标，其根本在于确保城市集中供热行业运行有序、事业健康发展。     

基于柯布-道格拉斯模型的人才贡献率研究——以河北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分析为例

人才资本作为创造性的成果所表现出来的价值,是人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的体现。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普遍提高和经济增长对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性逐渐增强,人才资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本研究运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构建基于人才资本的河北省产出模型,计算出1996~2011年间河北省基础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56%,人才贡献率为11.1%。     

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与国际资本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市场容量大等优势积极吸引外资,承接了大量国际产业转移,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得到迅速的发展.从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承接的国际产业从纺织等轻工业到汽车、化工、能源、机械制造业乃至电子、信息产业,形式越来越丰富,规模也越来越大.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陆续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国际资本呈现出从中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的趋势,从中国制造业撤出的趋势尤为明显,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