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美学的视角：民族复兴就是民族威仪的建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 主要目的之一，那么民族复兴在经验感受上会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形象呢？这显然属于政治美学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从政治美学视角考量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形象呈现上就是民族威仪的建构，其具体内容表现在“威” “德” “文” 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一个复兴民族的民族形象。“威”表现为中华民族通过强大的国防和经济实力彰显出来的民族威严，“德”表现为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民族精神， “文” 表现为中华民族偃武修文的民族风尚。民族威仪是“威”“德”“文”共同作用的统一体：“威”不是“文”“德”的对立存在物，基于“文”“德”的“威”必然带来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兴盛； “德” 既是对“威” 的规定，又是“威”的手段和目的，“德”亦可生“威”； “文” 则是“威” 和“德” 的外化和昭示。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民族威仪的根本特色。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儒家“容礼之学”探析

隶属于儒家"容礼之学"的相关材料可梳理为前孔子时代的"摄威仪"、孔子的"正身观"、子张及其后学的"治法象"。孔子的"正身观"可分作内外两个面相:就内在德行来说,孔子提出以"智、仁、勇"为三"达德"的"君子道";就外在威仪来说,大体可分颜色、容貌、举止、言语、交接五个方面。子张重点继承了孔子"正身观"中的威仪面相,并以"居敬"来概括端正己身方面的颜色、容貌、举止,以"行简"来概括理顺关系方面的言语、交接。从西周春秋君子到孔子,再到子张,以威仪观念为核心的"容礼之学"不断变换形式,但实质精神一脉相承。子张之后,"摄威仪"又以"治法象"的理论形态继续发生影响,并与"性""情"等心性论概念发生关系,其理论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后来孟子之"践形观"的提出作了积极的理论准备。     

威仪:朝廷之美的起源、演进、定型、意义

从原始古礼之美到中央朝廷之美的演进,最后落实到威仪上。从语汇上,是从空地之礼的義,到社坛之礼的宜,到祖庙之礼的畏,最后定型在朝廷之礼的威仪。朝廷威仪有西周分封制和秦汉集权制两种类型,但基本思想相同,即有容乃大的胸怀(德)和战胜一切的暴力(威)在美感形式(仪)上的统一。天下观和等级性是威仪作为朝廷之美的文化基础。     

继殷与从周:威仪修养视域下的孔子身世与心路

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最深内核，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高追求的一体两面。落实于个人修养，这“一体两面”又可具身化为外表的“容仪”与内心的“爱人”，合而言之即春秋君子所普遍追求的“威仪”人格。可以说正是因为继承与提升了前代君子的“威仪观”，才成就了孔子的思想与人格。而拥有儒家乃至中华文明至高人格象征的孔子却明言自己并非生而为圣，他经历过贫穷、卑贱的童年，也有过迷狂于族群主义的青年，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权力孜孜以求的中年，这些都是他生命境界提升之路上不可逃避的局限与障碍，他都一一克服。在“五十而知天命”的蜕变之后，他同时兼具的“殷商遗民”与“鲁国子民”的两种身份最终达成和解；在此基础上，他以身作则，完美地使殷、周两种文明相互交融。不仅如此，他还在关乎人的本质层面，在紧紧把握“三代”文明最深脉动的基础上，提出了“人不可与鸟兽群”“九夷可以为君子”的人类情怀与“天下”意识。总之，从“威仪”视域出发，不仅可以鲜活地还原孔子的生命历程，使我们重新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孔子，更能从其人类情怀与“天下”的意识中，隐约看到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