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慎言"的原因及其语言实践

孔子善于言谈却主张并实践“慎言”,这与他的思想、语言态度和所处的言语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对孔子“慎言”的原因和他的语言实践作出了探讨与分析。     

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源头略说——以李大钊1919年后一些文本为考察对象

最早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译介到中国的是陈溥贤和李大钊。由于他们都以日本学者河上肇所译用的“意识形态”一词作为依据，所以，事实上都是以“意识形态”一词来指称今天所说的“社会意识形式”。同样，如今通常认为与“意识形态”意义大致相当的另一个术语“观念（的）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那里，却是被当作与经济基础相对应的“上层建筑”概念的同义语来使用的。换言之，在“五四”以后一段时期，“意识形态”一词所指的是“社会意识形式”，而“观念（的）形态”一词往往指的是“上层建筑”。这是汉语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泛化的最初源头。     

孔子广义美育思想理论探究

春秋末期,孔子构建了中国古典特色的广义美育思想理论,开中国教育史之先河。他在其主要是政治教育的理论创构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广义美育思想体系,其培养从政人才———执政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全面发展要求;"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政治美学规律性揭示,至今仍有其历史传承、现代化转换、面向未来发展的借鉴意义,可以作为探寻一般美育、政治美育,以及普通美学、政治美学可资利用的珍贵历史文化资源。     

大哉孔子——孔子与奥运

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张艺谋导演对于现代影像技术的成功运用．使得开幕式流光溢彩，令人目不暇接。当辉煌的焰火依次从北京古城的中轴线上滚滚闪过时，赤县神州一片欢腾。然而这还不是开幕式的最大看点，再辉煌的焰火也只是“术”，然而本次开幕式还有“道”，这便是它所着意表达的传统文化的内涵。     

论孟子“好辩”的话语依据及来源

孟子把自己"好辩"的原因归结为对杨朱、墨翟等人的批判,这使他为战国儒家赢得了"好辩"的名声,但孟子的这种解释无法回答为什么他在儒家内部以及与时人经常辩论。因此,孟子的"好辩"来源于多个方面:其中有对杨朱、墨翟之言的反攻,也有对当时知识界特别是稷下学宫论辩之风的吸纳,更有齐地"好辩"风俗的影响。与稷下学宫的"利口善辩者"相比,孟子的"善辩"在方法上还稍显逊色。当然,孟子的"好辩"并非仅仅为了取胜,其中更要受到儒家学说的制约。孟子对辩论的"不得已"态度,源于孔子对言辞功能的怀疑,而孟子对于辩论的开拓影响了荀子的立论方式。     

孔子对西周以来传统"德"观念的继承与超越

从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动态演变历程来看,孔子顺应了西周以来"德"观念向内面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在充分继承传统之"德"所蕴含的政治理性因素的同时,更加突出强调统治者自身的内在道德自觉.孔子将"仁"从隶属于"德"的众多子目中拣择出来,其关于"仁"的学说之创立,是对传统"德"观念进行超越的重要表征,把"德"改造为真正意义上的伦理道德概念.     

从《庄子》对孔子学说的批判看儒与道的理想

在《庄子》中,作者对孔子仁义学说进行了批判,《庄子》因何要批判儒家,学界有关点认为是对当时社会混乱原因的认识产生分歧,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二者在本质上的追求乃是相同的。儒道乃至先秦诸子有共同的源头——以＂道＂自任,以及共同的尊崇自然力的哲学基础。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