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变革与重构——以卫所裁并为中心

裁并卫所、设立府县,是清代前期陕甘地区治理体系变革与重构的重要内容,该举措使陕甘地区由"边疆"走向"中心"。它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遇到了诸如民族、赋役等不同于他地的新问题新挑战。清政府因俗而治、因地制宜,有效化解了因改革带来的"阵痛"。虽然清政府保留了参治于卫所中的土司,并在裁并的同时,还增设了新的卫所,但最终完成了对陕甘地区治理体系的重构,使得中央对陕甘地区的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奠定了今天陕甘地区的行政建制格局,打破了当地社会的二元制结构,促进了社会整合,推动陕甘地区融入王朝国家,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中国特色与发展路径

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养老的发展形式，是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它扎根于农村传统的亲邻互助网络，其本质在于经济互助，表现为有组织地发动邻里、志愿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类人力资源的闲置时间、资源低成本地相互帮助和服务。社会各界应将其作为重要实施方略，纳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之中。其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组织动员为抓手，以服务互助为重点，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要阵地，创新各类互助养老模式，着力形成稳定多元的资金来源，培育互助队伍，增加互助内容，从无偿到无偿、低偿相结合，探索建立标准规范的服务管理评估制度，机构养老与社区居家养老互联互通，最终尝试建立圈层化、整合化、网络化、制度化的农村互助型社会养老体系。     

社区传播: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可能与可为

关于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已有研究虽然较多,但尚未有从社区传播角度对服务体系创新进行整体性思考的探索。本文研究分析了社区传播视角对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创新的必要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既是生活的对象,也是一种影响其成员生活方式的力量;农村社区化服务体系是政府改革的必然结果,也是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平台。只有以社区传播为媒介,将农村社区及其参与者作为一个整体,透视渗透在社区中的微观权力和日常生活旨趣,才能真正找到促进农村社会发展的社区化服务体系。     

多元主体参与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供给问题研究

在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多元主体参与对于农村空巢老人的服务供给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目前空巢老人的供给存在家庭功能弱化,有效供给不足;供求信息不对称,供需错位;多元主体参与程度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强化服务主体意识,提高服务的精准化程度,构建多元主体服务网来加强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提高农村空巢老人养老服务质量与效率。     

用多媒体辅助手段辅助农村语文教学的 对策

现如今,多媒体技术的发展给教学方式的改革带来了巨大的优势,利用多媒体技术有效提高了农村初中语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了教学效果,实现了新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本文通过对多媒体教学技术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利用多媒体技术提高农村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措施,最后指出多媒体教学的注意事项,希望对促进农村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进步做出积极贡献。     

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户生态需求模型及实证检验

推进绿色发展,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需求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家庭户的生态需求,以消费者偏好理论为基础,构建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推导出生态需求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探讨生态需求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期对家庭户的生态行为有更深入的观察。理论模型表明,收入水平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都是影响生态需求的重要因素。若政府对生态产品和服务征收从价税,会抑制家庭的生态需求,导致家庭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减少。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收入水平对生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个体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从因变量的度量方式和估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发达国家与地区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实践及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物质赡养,精神需求被提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在介绍日本、美国、我国香港地区、我国台湾地区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以致府为主导,依托非盈利组织,发展多样化的养老模式,发扬志愿服务精神,构建我国老年人精神关怀体系.     

试论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文章认为我国的民族地区大多处于边远地带,由于没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没有充分的人力资源,也没有完备的产业结构,这些不利因素导致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长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相比,我国民族地区城镇化具有鲜明的特点,政府主导和政策引导是促进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外在动力,民族地区自身的资源优势是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内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