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物成务,以前民用”——以章太炎《原道》为中心

“开物成务,以前民用”是章太炎在解读经典时所提出来的理念.在他的理解下,经典的意义进入到他自己的意义世界之中,经典本身也具有完全的现在性和现实的旨向性.在推究道家之意的《原道》一文中,章太炎通过诠释“弃前识”和“不尚贤”,以此驳斥康有为等今文经学派“无缘而妄意度”的行事方式以及反对革命、倡导变法立宪的观点.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试论康有为的终极关怀

康有为以大同理想作为终极目标,从道德和宗教两个层面同时建构其终极关怀体系,不仅实现了"仁"的本体境界的深化与突破,而且使传统儒学的核心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洗礼,首开近代终极关怀思想之先河,深刻影响了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终极关怀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把康有为列为新儒家的先驱或启蒙,似不为过.     

老子与康有为理想社会思想异同辨

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古代社会理想状态的典范,而康有为所建构的大同理想则是现代理想社会模式的代表。两者由于社会模式设计的不同,从而奠定了各自的理想目标,构建基础及本质内涵的不同,映射出康有为与老子在社会理想状态、现实批判及治理之道上的异同。康有为对老子社会理想的扬弃,凸现了两种理想社会模式的现代价值。     

康有为与晚清改革再认识——《戊戌履霜录》发微

在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康有为的形象从戊戌变法被视为引领历史潮流的人物,到越来越“保守”,乃至逐渐“落后”于时代,经历了一个日益褪色的过程。对于康有为,若不对其个性特质全面缜量,便不能理解其中的真原因。《戊戌履霜录》是近代著名传统派史学家胡思敬的代表作之一。尽管胡氏思想保守,但在传统史学理念的指导下,他也会如实揭示出一些主要的历史真相。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有为以一介布衣书生,积极奔走,反复呼号,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反顾。然而,辩证地看,他的个性、才能对维新变法运动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负面作用。这绝非低估康有为对维新变法的历史贡献。一个有缺陷的康有为比一个在可能世界里正确完美的康有为意味深长得多,站在有缺陷的康有为背后,能给人以更多的震撼与教益。戊戌政变最终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速了这个腐朽王朝的崩溃。注意到这个客观效果,才能对康有为的历史功过做出更为公允的评价。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一场激进的形式主义泡影

百日维新,一场很着急的变法运动.它过分注重形式的维"新",却忽视了里子的能否跟进,一个不懂"妥协"艺术的组织,以豪赌的激进形式与整个传统官僚体系宣战.     

康有为的人才思想及其对光绪帝的影响

康有为是戊戌期间维新派的领袖,百日维新期间,他又取得了光绪帝的政治顾问的地位。这种独特的政治身份无疑使康有为的人才思想深深地影响到光绪帝的政策。康有为的人才思想内涵极为丰富：（一）在选人用人政策方面,主要表现为重品德、重通才、朴实可用,强调不分亲疏、知人善用等;（二）在人才待遇方面,表现为尊重人才、珍惜人才、破格擢用等;（三）在培养人才方面,强调教育的近代化、政治的民主化。康有为这些人才思想是光绪帝百日维新的行动纲领,起到了明显的指导作用。     

两宫崩逝后康梁反对袁世凯活动述论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崩逝。11月14日至16日,远在马来西亚槟城的康有为听到光绪濒临死亡的消息,立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世界各地保皇会员和国内各省督抚等处发电报请讨伐袁世凯而救护光绪帝。当康有为梁启超得悉光绪死亡确讯后,立即致电、致函保皇会员、督抚官员、普通国民等,宣称袁世凯毒杀光绪帝,号召讨伐袁世凯;他们重点联络善耆和岑春煊作为讨袁同盟力量。11月底,康梁得悉载沣的摄政王位并非袁世凯拥立,转而采取联络载沣杀袁的行动方针。1909年1月2日袁世凯被罢免后,康梁放弃杀袁的方针,但仍希望载沣给袁世凯定罪,以防其东山再起。尽管康梁使出浑身解数,但受种种因素制约,杀袁和给袁定罪的目标最终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