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悖论：论马克·斯特兰德诗歌中的双重意识

马克·斯特兰德善于把自我对象化，对自我及其所置身的世界进行有距离的观照，这种旁观者视角使得他的观察获得了某种“公正性”和“客观化”，从而打破自我和私人化，成为事件和风景的编年史见证人。主体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形而上学的“自我”，而是陷入了悖论式循环的“递归的自我”。这种自我在场的取消，不但使主体性陷入了机械学的递归循环，也使语言陷入了类似的指涉循环。在这种状态中，自我和语言不再是指涉的和表现的，而是表演的和自我同一的。这种“最终的自我取消”绝不意味着对死亡的形而上诉求，而是重新寻回万物一体的本质同一性，以克服西方文明中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所造成的种种分裂与现代性危机。     

资本扩张、资本逻辑悖论与科学发展观

剩余价值一旦转化为资本，投入社会生产系统内部而使其得到增值，就会使整个经济系统不断扩张。这种资本扩张给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产生了深层危机，它引起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结构、资源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冲突，使资本无法扩张，形成“资本逻辑悖论”。科学发展观是实现这种价值复归的路径选择，是对资本扩张产生种种危机历史之谜的解答。     

反腐败监督中的制度激励悖论分析

加强对腐败的监督一直是我们治理腐败的重要措施之一,为了治理日益加剧的腐败问题,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应地制定了监督激励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起到显著效果,却形成了制度激励悖论。官员与监督者在经历了政策出台初的短暂博弈后,恢复原有均衡。要打破这一均衡,必须从制度层面上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构建,改变博弈各方的收益结构、信息结构等,才有望建立科学有效的最优均衡。     

关于正义的元伦理学解读

从元伦理学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人们的可接受性:当一个人认为某种社会制度能够确保他意欲的基本善、防止他讨厌的基本恶时,他就会认为这种制度是正义的、可以接受,反之则是不正义的、无法允许。因此,正义既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在于达成总量更大的善,也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取决于道义原则的某些与善恶无关的形式规定。     

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批判性启蒙与人的发展

现代性的困境在于它的悖论：即它在推进理性启蒙、自由、祛魅的同时,又造成了理性主义的独断,使人丧失了自我,带来了人的异化。走出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树立一个新的原则,建立一个新的方向,形成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开辟一条新的实践道路,这就是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在批判性启蒙中寻求人的价值回归。     

博彩者特征和彩票功能悖论

一些经济学理论认为理性的人可能在一定情形下因偏好风险而参加博彩，而一些心理学实验研究则发现博彩者可能存在系统性的心理偏误。对理论的分析发现，彩票对穷人更具有吸引力且博彩者存在非理性心理。国内实证文献也支持这两个结论。如果博彩行为是非理性行为，那么博彩业就有利用人们非理性幼稚心理牟利的嫌疑。政府宣称发行彩票的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社会公益事业，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即从贫穷群体那里筹集资金来改善他们的处境。     

广义叙述时间诸范畴

时间问题,一直是叙述研究的核心问题,也一直是众说纷纭。讨论所有叙述体裁中的时间问题,情况复杂化了,问题反而容易说清楚。"叙述时间"是个模糊的大概念,指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刻、叙述内外时间间距、叙述意向时间。这四者都称作"时间",其实是时间有三种不同形态:时刻;时段;时向。这四个范畴,三种形态,组成了一个复杂的时间关系网络。而每个叙述体裁,甚至每个叙述文本,时间网络的布局都很不相同。本文分析了几种可能的组合,最后试图得出一个基本的分类方式。而时间方式的分野,实际上就是各类叙述的本质特征之所在。     

道德的经济学——亲缘选择与广义效用理论

早期功利主义者认为效用不仅包括人们获得的物质利益，还包括精神上的追求和道德上的满足感。然而经济学数学化和公理化的趋势使经济学家更愿意把效用解释为物质利益上的满足，这极大地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度。广义效用理论是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下对效用含义的扩展。通过对当前广义效用理论的回顾，结合生物学中的亲缘选择理论，提出了一个广义效用模型，并对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分析。     

京城最后的修笔人:5块招牌的坚持

银街,这是北京人对东四大街的形象称谓。和被誉为金街的王府井大街一样,这里是北京东城最为繁华的地段。而就在这寸土寸金的东四大街上,有一家不足10平米的小小修笔店却巍然屹立了整整50年。这就是广义修笔店。和朴实无华的店名不同,这家店的主人张广义却早已是享誉京城内外的名人了。他被媒体誉为北京最后一位修笔人,甚至因为修笔的缘故,他结交的朋友、顾客遍布海内外。50年的风雨无阻,50年的矢志不渝。张广义老人坚守了50年,也在这条繁华的大街上见证了50年。斗转星移几度秋,张广义老人的修笔店在50年里一共换了5块招牌。这5块招牌有的已经尘封难觅,有的依然完好如新,但唯一不变的是:招牌背后折射的整个北京城,尤其是东四大街的风雨变迁。     

非正常时期理想主义与群体暴力的悖论——以法德两国为例

理想主义往往让人联想到伦理学的至善，但理想主义者却往往由于对自己理论和道德的过分自信、对理想社会的过分执著而表现出对他人的不宽容，从而演化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暴力事实。法国大革命和德国纳粹为我们提供了绝好的案例来思考二者之间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