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价值与路径

随着政府采购的深入发展，政府采购信用体系逐渐出现政府采购信誉减损、信用信息开放和共享程度较低、信用信息的安全威胁增加、信用监管效果不佳以及失信惩戒政策执行遭遇阻塞等问题。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有利于提供安全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多主体参与、有助于多中心协同、能促进信用监管多元化。区块链技术在政府采购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应用路径:以区块链思维重新架构政府采购信用体系的信用管理基础；以“去中心化”的信任机制完善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平台；以分布式账本结构打造多主体监管参与机制；以智能合约机制实现信用评估智能化。     

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分析

本文主要基于信号博弈的卖方欺诈行为进行研究，假设拍卖中可能存在欺诈型和诚实型两种卖家，其中欺诈行为有概率发生在第二价格拍卖中：欺诈型卖方冒充竞拍者递交仅次于最高价的报价从而获得额外收益。两种卖家根据各自效用选择拍卖形式：第一价格或者第二价格。而竞买者将卖者的选择作为信号，更新对卖方类型的判断，然后制定报价策略。这是一个买卖方信号交叉影响的过程。考虑到拍卖过程中买方价值相关性，本文在建立模型中参考了关联价值原理。针对该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不同情况下的买卖方策略，并且研究了买方报价、买方判断、卖方收益三者之间的关系。文中利用贝叶斯公式对双方的策略选择问题进行预测，与单纯的概率分布方法相比，更具实践价值。     

论萧红诗歌的美学特色及其创作转向

从萧红自传体小说《呼兰河传》描写萧红儿时跟随祖父学习《千家诗》的视角切入，探索萧红的诗歌与古典诗词之间的内在联系。将萧红的诗歌创作带入新诗时代语境，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挖掘其诗歌的叠词美、意象美、色彩美、图式美等美学特色。从其诗歌中个人情感的弱势抒写、现实关怀的相对不足、高远境界的升华不足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存在的缺陷，考察其创作由诗歌转向小说、散文的内外之因，以及这一创作转向后她所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原因，从而更好地全面把握萧红创作的美学特色与艺术追求。     

流域小水电站开发生态补偿研究——以大樟溪流域为例

基于福建省违规小水电清理整顿的背景,结合国内外水电站生态补偿研究动态,以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为例,分析流域水电站梯级开发造成的环境影响,评估测算主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益,探讨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的标准,在未考虑水电开发正效益前提下,大樟溪流域水电开发每度电每年生态补偿金为0.15元,其生态补偿运行成本占上网电价的比例为32.3%~62.2%。由于小水电站装机容量小,开发的经济成本高,若同时从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益两方面考虑,新建的小水电若生态补偿成本占上网电价的50%及以上,理论上是不可行的。该文对流域水电开发生态补偿标准进行核算,进一步理顺流域水电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为水电开发者和环境保护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价值导向型肿瘤诊疗发展策略研究

价值导向型医疗有助于让患者以最低成本得到最具价值的医疗服务。该文通过分析肿瘤专科医院开展价值导向型医疗及取得成果,运用统计分析法对收集到的相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价值导向型医疗在我国发展初现端倪,但成熟度偏低,也存在社会知晓度低、患者不配合、医疗团队协作意识不强、医院制度建设不配套、缺乏政策支持等阻碍因素。对此,提出推进价值导向型肿瘤诊疗建设的措施:推进肿瘤多学科诊疗体系发展,推进肿瘤日间治疗建设,创新支付方式。     

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池田大作提出把人的心与心联结起来的“精神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从他坚信“内修”的东方文化价值、身体力行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重视民众力量和价值三个方面，可以领略池田大作旨在通过沟通东西方文化、推进建立和平世界的思想智慧。     

论“莱西会议精神”对新时期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神经末梢,也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终端"推动者和实践者。现阶段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新兴组织不断涌现与党组织作用削弱的不适应,"权力和资源缺失"与服务刚性增强的不适应,村民自治进一步发展与群众政治参与欠充分的不适应,群众诉求多样化与满足渠道单一的不适应,部分党员党性不强、意识淡化与始终保持先进性的要求不适应等问题。在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莱西会议精神"指导下,全面深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上高度认识是前提,加强支部建设是核心,坚持法治、完善村民自治是重点,紧扣服务、创新制度是关键,统筹协调、综合配套是保障。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