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岛五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之误:以宇文所安的晚唐诗研究为例

贾岛诗歌与佛教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贾岛诗歌内容及艺术特色的视角,宇文所安<晚唐诗>从形式上发现贾岛五律的创作与释子持守佛教戒律的联系,无疑为此研究提供了新颖见解.只是将五律诗律与佛教戒律的类比放入同时代诗歌语境和贾岛诗歌实践来考察,存在诸多可疑之处,仍有待更多的证据和论证.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房山石经中的律典

[提要]北京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经典数量最多、保存最好的石刻大藏经。所收经藏中，律典很少，只有8种，主要刻于隋唐时期。从这些经文可以推测，当时云居寺一带的僧团主要宗奉《四分律》。从各种记载来看，这反映了隋唐时期僧人所尊奉的戒律的一个变化，是一个普遍现象的缩影。此外，房山石经的律典还说明了房山的僧人完全依大乘佛教的规矩奉持“菩萨戒”的经典，以中国通行的大乘经典——中国僧人称之为“大乘律”——为律仪的根据。     

金秀瑶族石牌制度的社会管理机制

石牌制度是１９４０年以前金秀瑶族的社会管理模式。它适应并服务于当时具有血缘和村寨关系的、封闭的、自足的社会秩序。石牌制度的社会管理机制是非政治的和非法律的，其主要机制是：血缘地缘关系、原始民主和道德戒律。     

万里退休后的三条戒律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善的道德原则对于戒律规范的优先性——论佛教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

佛教伦理以善作为道德理论的根基,用以戒律为主体的外在形式建构其整个伦理规范体系。人们在遵循戒律的道德践行中不断证悟自身善的本性,并以此作为一切行动的依据原则。佛教伦理主张,主体在进行道德行为选择时应从善的本性出发,而内在善对于外在规范的优先性正是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实践维度中,佛教伦理的适应融合与灵活变通进一步彰显出其思想学说的内在张力。     

清初岭南佛门的清规戒律与禅宗中兴——佛教戒律与道风建设初探

明末清初岭南禅宗迎来了自唐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高潮。海云系和鼎湖系高僧为整顿僧团、团结信众,大力提倡戒律,用以振兴禅门。《天然和尚同住训略》、道丘《僧约十章》、弘赞《同住警策》等清规及释弘赞、今释等的戒律学为岭南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与理论的支持,并最有实绩,影响最大,不但提升了岭南新寺院的品质和知名度,且使岭南居士佛教大兴。     

丝路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跨文化道德准则的建构

丝绸之路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佛教文化的传播之路,印度和西域各国的传法僧经丝绸之路入华译经传教,中国本土的求法者通过丝绸之路西行求法。佛教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之所以取得成功源于佛教的中国化选择,佛教戒律是佛教道德准则的集中体现,其主动融合儒家传统道德准则中的忠君、爱国、孝亲等内容,形成中国化的戒律,同时对儒家传统道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五戒中的杀戒不仅使中国佛教形成食素的传统,并对儒家祭祀制度影响深远。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道德准则之间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最终形成了跨文化道德准则。     

明末文化交融背景下的佛教戒律复兴--以莲池 宏为中心

莲池对明末戒律的改革与重振，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彰显佛教精神倡导大乘菩萨戒、融合儒释五戒为基、戒净归一摄戒归净等方面。综观而论，莲池顺应明末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融通三教、圆融诸宗，彰显佛旨、指归净土，为明末戒律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近世律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