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美苏对华政策的变化及其对国民党政权的影响

在二战后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之下,外部因素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决策.国民党过分迷信和依靠美国,以致在解放战争后期,当美国政府放弃国民政府后,国民党陷入了外交绝望之中.同时,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判断失误直接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对苏政策,实行彻底的反共反苏政策,对苏断交导致了在东北的失利.     

中国现代转型悲壮进程中的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反法西斯战争新闻与文化传播的中心。研究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流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描述和阐释这段峥嵘而特殊的历史。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十分显著的现实意义。这段历史的内容广泛涉及到抗战时期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领域，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运动的关系尤其密切。     

复兴农村经济新尝试——抗战前浙江农民借贷所研究

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农民占据全国绝大多数人口,历代的兴衰无不说明农民的安居乐业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民国以来,浙江各地繁重的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导致农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于是,根据省府要求各基层县在未设立农民银行之前,必须成立农民借贷所以救济农村。浙江农民借贷所的成立满足了部分农民的需求,并表现出自己的借贷特点,发挥出了其它功能作用。然而,由于农民借贷所存在诸多问题,受益的只是富农而多数贫农因为条件的限制难以真正受益,这就使得抗战之前浙江农民借贷所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因此,只有以巨大的历史勇气和责任担当,彻底废除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生产体系,我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

1938年的三次“近卫声明”，都是日本政府为找到一个代表中国的谈判对手达到其侵略的目标而发布的。第一次近卫声明打开了诱降的大门，第二次、第三次近卫声明则是在日本大规模侵华军事进攻告一段落和汪精卫暗通日本的情况下发布的，完全体现了政治谋略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目的在于从政治上瓦解国民政府。三次近卫声明之中，以第二次近卫声明影响最为巨大而深远。     

人民政协的历史考察——新政协与旧政协

提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召开的旧政协。的确，旧政协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在扩大统一战线，探讨战后国家发展问题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作出过有利于人民的协议。但是新政协的组织规模、性质、任务与旧政协根本不同，新政协不是发源于旧政协。     

关于李烈钧与察哈尔抗战的几个问题

在察哈尔抗战期间,李烈钧支持冯玉祥领导抗日,却不支持其对内反蒋反政府;支持冯玉祥抗日的同时,对政府抗日也表示理解,对蒋介石也有称许,这时他没有参与冯玉祥的反蒋反政府活动;李烈钧调解蒋冯关系的方案,是在政府指导的框架之下,而不是脱离政府,或是反政府。在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中,他出力较多,影响甚大,功不可没。     

抗战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事业活动述评

抗日战争前,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是全国和全省民众教育的风向标。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馆在事业、活动的演变和不断调整中进步、壮大,事业实施重心的嬗变、形式的嬗变、手段的嬗变、内容的嬗变以及彰显的电化教育的创造特色为今天的继续教育、社区教育、文化下乡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文化身份与名将叙事论

叙述抗日战争时期著名将领特别是正面战场著名将领的文本深具历史、政治和想象的多种弹性导向,在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它们被置于民族记忆的角落而不被提起,有些甚至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垢。然而,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有大历史书写的深度、气度与反省能力和勇气,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族认同。因此,揭开尘封的名将文本,打开民族记忆的大门,以理性来整理进而修补记忆的创伤,就既是历史的反思也是审美回望。本文即是从抗战文学名将叙事文本呈现的四个层面是如何参与名将书写与形象建构来进行分析的。     

抗战时期贵阳的社会舆论表达

抗战时期,贵阳传统的公共空间因为不适应抗战的大形势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贵阳公共空间中的社会关系。这主要表现为社会流动的加快、社会功能的变化、城市社会结构的转型、贵阳城市空间结构的转换等。与此同时,贵阳社会各界关于抗战社会舆论的表达找到了合适的路径,如筹建相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在报刊发表抗战舆论,组织相关的社会活动如戏剧、音乐和书画展等,宣传抗战,动员民众参加抗日。     

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

文协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一个与国民政府及其官方机构联系密切的文化团体，到一个以左翼进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团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关联着文艺作家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