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研究

2017年《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其中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新时代依法治国的新举措。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了检察机关督促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的职权,但2018年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删除了审议稿中该项内容。本文从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提出背景出发,通过分析行政公益诉讼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之间的关系,探讨检察机关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权,分析目前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存在的困境,提出正确认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基层检察院设立专门公益诉讼机构等完善建议,以期推进检察机关通过履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职责,更好地监督行政违法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民族基础教育政策变迁历程、逻辑及展望

[提要]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民族基础教育政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普及初等教育主导下构建民族基础教育管理体系（1949-1980年）、教育体制改革背景下健全民族基础教育补偿体系（1981-1991年）、以实现“两基”为前提构建民族基础教育法治体系（1992-2001年）、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主要方式构建道德教育体系（2002-2014年）、以特色发展为工作重点挖掘民族基础教育文化体系（2015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从“补偿体系健全”到“文化体系挖掘”，坚持“优惠与特色”为主要特征的“政策—理念”演进逻辑；从“教育规律遵循”到“民族政策贯彻”，坚持“教育政策贯彻与民族政策宣传”并重的“政策—环境”演进逻辑；从“管理体系建构”到“法治体系完善”，坚持“政府主导，民众参与”为特点的“政策—行动”演进逻辑。面对新时代背景与发展机遇，民族基础教育政策要坚持特色发展，引导政策理念向“文化性与人本性”的回归；遵循政策规律，创设“教育规律与民族工作规律”共显的政策环境；坚持良法善治，采取“政府主导与民众参与”的政策行动，助推民族基础教育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日本红十字会参与疫情危机应对的机制及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社会各界积极踊跃捐赠款物,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精神。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依循惯例,迅速指定省、市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作为接受社会捐助的专责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疫情重灾区湖北、武汉的红十字会却暴露出救援物资分配不均、捐赠收取管理费等问题。本文从国际比较视野出发,选取日本红十字会为研究对象,采取政策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考察日本红十字会的疫情防控参与机制与捐赠款物分配机制,并提出对中国的若干启示。     

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

在系统思维的意义上,中国应急管理实践存在着社会变迁、治理转型、政府架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五个维度的内在结构。以2003年"非典"疫情至2013年"芦山地震"十年间的重大灾害为研究对象,通过比较案例研究,讨论中国应急管理在这五个尺度上的结构变化。总体来看,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固化与结构演进并存,目前以结构固化为主,但也存在推动结构演进的动力。通过归纳逻辑和类比方式,可以对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固化进行理论概化,提出"彗星"结构与"彗尾"效应,形成关于中国应急管理结构变化的理论命题。中国应急管理脱离结构单独推进是陷入目前发展困境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应急管理的发展需要回归结构,顺势而为,推动应急管理的结构演进。     

基于政府角色定位的巨灾保险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境内重大自然灾害频发，政府一直充当着巨灾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组织灾后救助和发起民间捐赠，并提出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在巨灾风险保险体系的构建和运作中，政府的角色定位是关键，应科学确定政府的巨灾保险法定职责，制定促进政府履行职能的巨灾保险法律制度。     

文化工具主义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评价

英国文化政策建立在文化工具主义基础之上,文化功能一方面指向经济发展,其主要路径是智力资本集聚与创意技能培育;另一方面指向社会融合,其主要路径是审美教育与文化认同.然而,工具主义文化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明显,文化与社会融合、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被实践所证明.对文化界定的模糊反而导致英国文化政策产生摇摆与困惑,创意产业带来的大众娱乐的发展也有将英国传统文化和高雅艺术边缘化的危险.     

挪威育儿家庭政策的经验

育儿不再只是一个纯粹的家庭问题,也是关于福利国家和性别平等争论的主要战场。在育儿家庭政策方面有代表性的是北欧国家,挪威在育儿方面的政策制定和实施经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国际视野中,挪威的育儿家庭政策不仅是"妇女友好"的福利政策,同时也是"孩子友好"的福利政策,对我国出台育儿家庭政策可提供一定的借鉴,包括制定法定的休假政策、采取局部地区试点实施和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监管。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及其治理思考

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家庭形态，迁移行为对留守儿童健康水平影响明显。本文采用指数法构建适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评价的方法和工具，以四川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整体表现良好，不过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水平的结构性差异依然存在，身体健康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部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明显表现不佳；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水平有差异但表现并不明显，家庭健康治理能力偏弱是两类农村儿童健康治理的核心问题。文章提出，父母应作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解决孩子与父母分离的基本方案，要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的平等健康治理体系和关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