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8世纪广西梧州的秩序控制、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

15-18世纪，广西梧州经历了从“军事重镇”到“商业重镇”的社会变迁。正统年间，大藤峡瑶乱日益严重，开启了梧州地区的军事化进程。景泰、天顺年间，动乱愈演愈烈，为统一事权、协调资源，成化六年，两广总督开府常驻梧州。此后，梧州军政建设不断加强，并成为岭南军事重镇。明后期，随着地方秩序的逐渐稳定，梧州军事地位日益下降，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重视，开始向商业城镇过渡。清前中期，梧州山区得到大力开发，米粮、食盐等传统贸易亦保持兴盛，逐渐形成以苍梧戎圩为中心的商业贸易网络。至18世纪，梧州成为商业重镇，社会风气亦渐趋奢华。梧州个案表明，边疆重镇的形成和发展与区域秩序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山区经济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     

贸易成本、市场整合与生产专业化——基于商品微观价格数据的验证

国内市场的区域间贸易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专业化程度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专业化生产又是提高经济绩效的重要核心。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诠释了贸易成本引起的国内区域之间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中间品贸易渠道受阻,从而最终影响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并提出命题:贸易成本下降,市场整合度提高,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本文使用中国165个主要城市174种商品(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实际销售价格数据,首次从"商品—城市—时间"微观维度构建了市场整合指标,更为准确地衡量了不同市场间的贸易成本,并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整合。实证结果表明:首先,与理论命题吻合,市场整合有效提高了企业垂直分工程度;进一步对比消费品与工业品,发现工业品市场整合对于分工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体现出企业的生产过程相对更加依赖于工业品市场;其次,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外资企业的垂直专业化受市场整合的影响最为明显,而国有企业的敏感性较低。在考虑中间品需求量、进口以及内生性等因素后,结论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层面印证了市场整合对于企业生产专业化的有效促进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规范化建设探究

"形势与政策"理论课是高等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干课程之一,是国家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存在课程组织管理不规范、教师队伍不稳定,以及教学内容缺乏系统等问题。究其原因是课程归属不清、整体把握缺失,以及课程话语失真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只有厘清课程归属、规范课程教材建设、优化师资队伍、开展立体化教学,才能有效开展"形式与政策"教育,达到预定目标。     

“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双减”政策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辅导课支出的减少情况相比兴趣类辅导课更为显著,有效减轻家长的教育支出压力;学生完成作业时间的减少情况显著但不明显,略微减轻子女的学业负担;“双减”政策的实施对于多子女家庭减轻义务教育支出更加显著。     

浅谈企业并购后的文化整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有企业改制、产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并购成为了现代商业常见的形式,或为规模扩张、或为发展协同效益,并购动因或为资源互补,或为资产盘活、人才优化等各种目的。在分分合合中,如何做好企业的整合是需要每一个企业管理人员的深深思考的问题。     

晚清政府统管内蒙古东部政策的变化

清前期对内蒙古东部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和满蒙联盟政策,晚期由于形势的变化,实行了新政。在政治方面,中央设立理藩院与地方实行盟旗政治制度相互呼应;在经济方面由划地封禁到放垦蒙地;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从俗从宜,各安其俗"到开学堂办教育,开启民智。这些措施对内蒙古东部地区的开发、社会进步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战略和政策的研究制定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20世纪80年代初,在叶祖尧先生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软件计划,但是由于国家科委领导人的更替,计划多数落空。究其原因,主要是没有把软件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没有集思广益,听取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对新生的产业进行应有的扶持。     

风险治理视角下公共政策的变迁逻辑——以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为例

高风险社会情境中,政策变迁日益呈现出风险性、外压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关门模式、内参模式等传统政策议程模式正遭受外压模式挑战。通过构建风险治理视角下政策变迁模型,实证分析X市外来人口随迁子女学校关停政策。数据分析表明,地方政策运行轨迹因个体的行动决策而发生改变,其中政策系统开放程度、风险耐压域阙值是影响个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因此,需要构建信息沟通路径,向风险社会系统中的其他社会个体及子系统开放政策系统,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子系统的持续互动中实现地方政策的平稳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