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的八大传统

中国新诗究竟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 ?一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最近却引起了诗歌界的广泛争论 ,并形成了“有传统说”和“无传统说”两种观点。本文认为中国新诗至少形成了以现代汉语为“诗家语”、追求形式自由、凸显个性、注重知性、开放式发展、散文化、盲目西化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八大传统。     

魏晋咏史诗体式的演变

魏晋时期咏史诗形成了基本体式。其一,从四言和杂言纷呈发展到以五言为主;其二,表达方式从以叙述为主,发展至综合运用叙述、议论、抒情和描写等各种表现手法;其三,取材从专取一人一事,形成专咏与多咏并存的方式,并出现了咏史诗的旁支——怀古诗;其四,由主客体分离发展至主客体融合,特别是陶渊明以歌咏对象与歌咏主体人格理想高度一致的方式达到了咏史诗的极高境界。     

卡明斯视觉诗中视觉模态隐喻的翻译探讨

视觉模态隐喻在卡明斯视觉诗的意义构建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源语与目的语的翻译转换过程中,视觉模态隐喻的翻译是视觉诗翻译的重申之重。“形美”的翻译凸显充当了由原作到译作意义构建媒介,它们实现了以形传神的翻译模式。因此,对视觉模态隐喻的翻译应采取“形美”的翻译凸显策略。     

刘长卿七律的诗史定位及其诗学依据

刘长卿的七律因“工于铸意”、“巧而伤雅”而被明清诗论“列入中唐”,这一定位主要基于尊尚盛唐气格的审美取向。刘长卿和杜甫都处于盛唐七律已经成熟、但尚未形成独特体式优势的特定阶段,都具有进一步发掘七律表现潜力的自觉意识。与杜甫的“变格”不同,他在基本保持盛唐七律“正宗”风韵的基础上,开拓了七律营造意境的空间;同时突破早期七律程式的局限,探索了按抒情逻辑自由安排结构以及处理情景关系的多种手法,既将古诗曲折尽情的功能引入七律,大大拓展了七律抒情的容量和深度,又以其深沉蕴藉的艺术特色,为七律增添了一种区别于五律和七古的表现感觉。因此,为刘长卿的七律在诗史上定位,应当摆脱初盛、中晚之争的偏见,以其在体式发展上的贡献作为评价的诗学依据。     

以《女神》为例反思新诗"散文化"之路

<女神>是20世纪新诗散文化的典型代表.郭沫若对内节奏的强调与重视,使新诗的抒情本质得到了进一步凸现和强化.但同时,<女神>诗性建构方面的粗疏与随意也清晰地表明,第一次新诗革命留下的只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成熟和完善的现代汉诗形态,这正是21世纪第二次新诗革命的起点和必须担负起的历史使命.     

“对语理论”背景下看教材经典对作文教学的启示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文教学的发展也与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紧密联系。中国语文教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语言论"和"言语论"两个重要时期,而现今"对语教学论"正在兴起。结合教材典型个案分析"对语"的体式性、情调性、诉诸性、应答性的表现特征,有利于为当前的作文教学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为作文教学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切入角度。     

唐代《霓裳羽衣舞》艺术风格及思想意境分析

唐代是儒、释、道三教相互融合的时期,道教作为国教,对唐代的乐舞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霓裳羽衣舞》是唐代极著名的舞蹈,它采取唐大曲结构形式,其舞蹈体式充满了道教的意象与意境,并以不同方式表现了崇尚仙道的感情倾向,具有浪漫的风格神韵和向往成仙长生的思想倾向,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     

20世纪元散曲体式特征研究述评

元散曲有小令、带过曲、套数诸体 ,对各种体式之特征 ,历代曲论家多有论说 ;以论带过曲和套数分歧较大。对曲中俳体 ,论家们亦有详细而系统的论述     

闻一多、何其芳的新诗格律理论之比较

闻一多的新格律诗理论和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理论是新诗史上最重要的两种格律理论。前者奠定了新诗格律的基本框架。后者在批判地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科学、更自由、更成熟的格律规则。从形成原因、具体规则和历史得失三个角度比较两种理论是本文的归旨。     

论李春景的报告文学创作

在叙述结构上 ,李春景的报告文学采用了历时性的叙述方式 ,这种方式使其作品具有开篇稳健、行进舒展、气韵畅达的特点 ;细节的真实与生动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 ,而其中的散文化倾向又使作品具有一种诗情画意。同时 ,在重视报告文学新闻性的同时 ,他还较好地处理了新闻性与文学性两个方面的关系 ,从而避免了因过分强调新闻性而使作品苍白无力 ,缺乏艺术感染力 ,或者过分注重文学性而削弱作品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