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浅议模糊传播

在社会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出于某些需要,传播者常常会策略性地使信息意义具有多元化或不明晰的特征。但这种传播现象在传播研究中一直被忽视。本文提出模糊传播这一概念,并试图从社会认知及符号与意义的关系这两个角度解释模糊传播的成因和赖以实现的客观条件。     

战国《诗》学传播中心的转移与汉四家《诗》的形成

汉代四家诗在先秦的师承源流 ,除《毛诗》自谓传自子夏 ,并有谱系流传外 ,其余三家 ,史皆无载。三家不言师承 ,并非数典忘祖 ,实由战国《诗》学传播混乱、师承不明所致。研究者多从传播主体入手 ,设定其为封闭型传播渠道 ,希图理清三家在先秦的师承脉络 ,然终劳而少功 ,他们忽略了战国《诗》传播的全开放性与学术中心的地域性转移对《诗》学观念与流派形成的影响。战国学术中心有四次大转移 ,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 ,其学术以古史为根柢 ,以好古为特色。第二个学术中心转移于齐之稷下 ,其学术以杂学著称 ,而又侈谈阴阳五行。第三个学术中心转移于燕国 ,其特色由中和三晋之古学与齐之阴阳学说而成。第四个学术中心转移于楚之兰陵 ,实即鲁之次室 ,由荀子居兰陵而形成。其学杂帝王之术 ,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四次学术中心的大转移 ,也是《诗》学传播中心的四次大转移 ,直接影响了汉代四家《诗》学的形成 ,成为四家《诗》各自不同的思想资源     

闽中王门考略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虽有一卷专记"粤闽王门",但却声称"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因此,所谓"粤闽王门",其实只是"粤中王门",闽中阳明学者,除了马明衡、郑善夫被言及外,几乎是空白,这与明代福建地区学术发展之实况并不相符.王阳明虽去过武夷山,甚至可能还在那里讲过学,但他的福建籍弟子却主要分布在泉州、福州地区,因此泉州、福州地区应当是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该地区地处福建沿海,且与广东的潮州地区比邻,而潮州地区乃是粤中王学较为繁盛的区域.所以本文认为,福泉地区之所以能成为闽中王门的中心区域,既与潮州王学乃至江门心学密切相关,又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有联系.     

现代迷信的流传与科学传播的误区

在科学昌明时代,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不时泛滥成灾,由于他们打着“科技”、“探索”、“研究”等旗号,比传统迷信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而科学传播的弱化与失误,导致人们在享受科学便利的同时,未能使真正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入心入脑,致使现代迷信有了可乘之机。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对科学传播人才的培养和对科学传播的投入,培育公众科学发展观。     

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与新疆近代新闻传播

新疆维吾尔文化促进会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政府的政策、兴办教育、发掘和保存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的指导下,维文会积极发展新闻传播、印刷事业,出版书籍、报刊及各种杂志,推动了新疆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文化传播与策略选择——从林语堂著《生活的艺术》说起

《生活的艺术》作为林语堂"对外讲中"的代表作,畅销经年,但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却并未取得应有的成效.分析林语堂在中国文化传播方面的实际影响与其作品畅销程度之间的差距,可为今天的文化传播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     

人类智力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初探

人类智力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内在动力 ,科技进步是决定人类智力发展的外部条件。人类智力是现代社会科技进步最根本的生长点 ,知识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是人类智力推动科技进步的根本途径     

新诗择取民族诗歌传统之启蒙逻辑反思

新诗虽为现代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但新诗并没有真正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对传统诗歌稍有了解的读者不难从现代新诗中发现传统诗歌时显时隐的影迹.这种影迹是如何留下的呢?人们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主体无意中的承传,因为传统根深蒂固,不是任何主体能够轻易摆脱得掉的;然而,考察新诗萌动、生长的历史,又不难看出,传统并非完全是无意识的自然留存,而主要是创作主体的自觉沿传.那么,现代诗人究竟是以怎样的态度、立场自觉审视、择取与延传民族诗歌传统的呢?     

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