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谷学派的理学特性论析

太谷学派是清朝嘉道年间在长江下游地区出现的民间儒学流派。它接受了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和道统谱系,并延续了理学的人文语境、诠释文本和核心话题,保持了理学的思想旨归和话语系统。其圣功之学也与理学功夫论一样,都是学者通过修身养性而超凡入圣的功夫,二者具有同质性。这使得太谷学派呈现出明显的理学特性,成为理学思潮民间化的一种模式。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研究

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以文化救赎为历史使命,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异化现象,对精英文化的沦陷以及大众文化的强势统治展开了猛烈的批判,率先扛起了文化批判的大旗,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更是成为以后文化批评需要借鉴的重要话语资源。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法西斯极权主义带给成员的痛苦记忆造成了其批判对象的错位,缺乏辩证看待大众、文化与科技相互关系的眼光以及对文化的二元划分模式都暴露了其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局限性。     

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新法兰克福学派"与德国哲学

"德国哲学的危机"是已然客观发生了的.它被认为勾连于启蒙和现代性规划在"德国的浩劫"之后所遭遇的危机,个中情况非常复杂.以尤尔根·哈贝马斯与阿尔布莱希特·韦尔默等人为代表的"新法兰克福学派"如何实现自身与之前传统的断裂性与连续性发展就成了分析和解决此困局的重点.出于"新法兰克福学派"那种继往开来的特征,他们要求自身能够...     

靖康之耻与湖湘学派

赵宋王朝建立以来,由于重文抑武,提倡皓首穷经,统治者贪图丝竹之乐,歌舞升平,以致纵欲败政;读书人生活面狭窄,不谙世情,多“书卷方巾气”。两宋文化早已丧失了汉、唐文化那种阔大、开朗、奋发的气慨,转而为重内心的省视、调息、玄虚之自适。官场和世风的“骄奢淫逸”、腐朽浮靡,终于导致徽、钦二帝北掳的“靖康之耻”。在国家民族危亡之秋,针对当时的仕风、士习,胡安国、胡宏、张木式等在湘潭碧泉书院创建了湖湘学派。湖湘学派与湖湘民性结合,形成了安邦治国、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修养身性、勇于任事,坚韧强悍、吃苦耐劳的湖湘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20年代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玄学派挑战的回应

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中,除了对科学派进行批判外,玄学派对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质疑,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知识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功能.为此,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价值真理性、实践真理性.具体体现为：初步阐述了科学与哲学的辩证关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真理性;深刻论述了自由人生观或自由意志的不“自由”,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真理性;较为正确地分析了通过变革实行社会主义救国论的现实依据,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真理性.这些回应,既巩固了之前批判东方文化派所取得的成果,即进一步回答了为什么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更重要地在于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如何正确地推进指明了方向.     

二十世纪西方语言学史综述

现代语言学始于20世纪初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到了二三十年代,欧洲的布拉格学派出现了,并被公认为是继索绪尔之后最有影响的学派。而俄国则是马尔的错误语言学理论的一统天下,这种情况在该国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弗斯四五十年代所提出的语言学理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是伦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生韩礼德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理论。美国结构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在早期博厄斯和萨丕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语言理论,之后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年是著名的布龙菲尔德时代。五十年代乔姆斯基提出的转换生成语法冲击了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但转换生成语法遇到了六十年代晚期发展起来的格语法和六十年代晚期、七十年代早期发展起来的生成语义学等理论的挑战。     

学派兴衰的历史考察及其对一流学科建设的启示 ——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奥格本学派为例

19世纪以来的近现代科学史上,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曾涌现出众多成就显赫的研究学派。这些学派有着不同的发展境遇,或持续繁荣、或昙花一现。不同的兴衰境遇,与学派自身在组织机构平台、学术理论的持续创新以及核心人物和团队代际间传承等多方面的路径走向有着密切关系。结合学派与学科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逻辑,以推动学派稳定发展、实现学派持续繁荣的历史经验为参照,中国大学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主动引入学派意识,着力为一流学科成长提供健康的学术土壤,鼓励学科确立特色化的学术基石和理论引导,培养兼具学术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学科带头人,打造具有内聚性、开放性和持久延续性的学术团队。     

试论《乐记》的作者及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有关今本《乐记》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有争议的,从传统文献与出土文献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乐记》最有可能的作者是战国时的公孙尼子。通过《乐记》与《性自命出》、《荀子.乐论》的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了《乐记》作于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思想与子思学派接近,或说公孙尼子原本就属于子思一系。因此,研究子思学派可以把《乐记》纳入考察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