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春秋时期的荀氏家族与晋国霸业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重要国家,在大国争霸的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荀氏作为晋国的大卿族,与晋国霸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晋国与狄、楚、齐的斗争中,都可看到荀氏家族活动的踪迹,荀氏为晋国霸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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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国“春秋”对西周叙事散文叙事功能、体式的拓展

《尚书》大多有一个叙事框架,但它和西周铜器铭文一样,是西周史官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的记事功能的实践.这种强化导致了叙事细化和言、事相兼的具有文书性质的叙事散文体式的产生.春秋时礼崩乐坏,史官的职责更多转向了“守典奉法”,即借历史著述和对君臣违礼犯法的记载来规范当时的君臣行为.适应着这一职能的转变,春秋时期的百国“春秋”在叙事功能上也由西周时期的强化天子的权威和铭功转向了“守典奉法”,并由此导致了西周重在记载礼乐仪式的文书式记事向记载事件发展过程和重视文采的历史著述的转变. .     

陆贾的历史著述与历史思想

陆贾为西汉初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和史学家。他的历史著述主要有《新语》和《楚汉春秋》 ,其中《新语》也是一部政论性著作。后人对二书的思想性和史料性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陆贾的历史思想丰富而深邃 ,他通过对历史治乱兴衰的探讨 ,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观点 ;他的“三圣”说与古今论 ,则表述了一种历史变易与发展的观点。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我们也年轻

当我老了，不再是原来的我。 请理解我，对我有一点耐心。 当我把菜汤洒在自己衣服上时， 当我忘记怎样系鞋带时， 请想一想当初我是如何手把手地教你。     

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关于屠本《十六国春秋》真伪的若干问题

屠本<十六国春秋>是依据残本、大量搜集相关史料而成的辑补本,不是杜撰的伪书.判断崔书是否亡佚有三个重要的标准,一是历代书目是否载录,二是历代著作征引情况,三是屠本与其他著述内容异同比较中找出证明残本存在的根据.崔鸿<十六国春秋>并未亡于北宋,直至明代中期仍然没有亡佚,现可找出其流传的基本线索,屠氏正是利用此残本辑补成书的.残本可能亡佚于明末清初.就屠本内容分析,其中部分内容未见其他典籍保存,这是残本保存至明中期,并是屠氏使用残本辑补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