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研究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重要成果,他举理学家重要学说,阐述了理学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其中,他的朱子学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与知行关系等方面展开。他认为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朱子学与科学存在一定关系、朱子对致知与力行未尝偏废等。另外,他还介绍了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关系及朱陆之异等内容。他的这些研究,反映了民国时期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时代关注点,同时对当今朱子学研究亦不无参考意义。     

朱子学的自我批判、更新与朱陆合流——以吴澄中庸学为中心

朱子学在后世传衍中逐渐显出异化为记诵口耳之学的一面,元代吴澄传承晚宋以来勉斋学派的批判创新精神,对朱子思想加以修正,彰显了潜伏已久的朱陆合流之思潮。以《中庸》诠释为例,草庐批评《中庸章句》过于精详而流于分裂,对全书章句作出了新的划分,突出尊德性对道问学的优先性,重新诠释“本心”概念,显示出宋元时期朱子学者经典诠释的创新能力,表明元代“朱陆合流”实为朱子学内部自我更新调适所至。     

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修养方法之比较

东方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生问题的研究,而修养方法又是人生哲学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本文即立足于修养方法展开日本朱子学与朱熹哲学的比较。朱熹论人生修养方法,以“穷理”为始,以“居敬”为要,穷理工夫又有内外两个方面,朱熹更注意其内向性。相比较而言,日本朱子学在修养方法上则分为两大阵营,以山崎暗斋为代表,极力倡导“居敬”,并于朱熹的重“心”以外,又发明了朱熹的重“身”因素;以贝原益轩为代表,力主“穷理”,并在实践中发挥“穷理”之精神。然而,日本此两大学派在“以修养入神道”方面又是殊途同归的     

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分歧

把是否对制度建设感兴趣、是否重视礼学作为永嘉学派与朱子学派的核心差别未免过于表面化。永嘉学派首先着眼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至少在形式上,永嘉学派维护了制度原则的独立性。朱熹认为为学根本在“理会自家身心”,制度设计的原则也不可能独立于天理。这种分歧的思想上的实质源于双方的道、法之辩。朱子侧重“法”自“道”出,法是派生性的,而道是第一位的,因此所有实践的重心应放在求道;永嘉学认为,理学的“道”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制度理性———“法”,是互相独立的,对道与法的追求并不必然是时间先后的问题,二者在士大夫的实践中应该是交织在一起。到了叶适,则以“内外交相成”之论把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朱子学的中心转移说——基于东亚视角的考察

从东亚视角考察朱子学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实：朱子学的中心出现了多次转移。在朱子之后至罗钦顺去世之前，朱子学的中心无疑是在中国。罗钦顺之死以及16世纪中期韩国性理学的高度繁荣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转移到了朝鲜半岛。16世纪末叶至17世纪前期韩国的内忧外患以及日本德川时代朱子学的崛起标志着朱子学的中心从朝鲜半岛转移到了日本列岛。朱子学的两次中心转移现象背后的动力是天理及其实现方式的不同。     

《白鹿洞学规》精神与台湾书院的具体实践

台湾书院的儒学精神承继自鳌峰书院，也与来台担任地方官的朱子学者密切相关，通过对台湾书院学规文献及各府县通志、人物传记的综合归纳探讨，可追溯儒学从闽地到台湾的重要轨迹。来台地方官宣扬朱子《白鹿洞学规》笃行精神，诠释读书人之应守与应为，期待学子提高道德标准，注重实践，期以改变此移民岛屿民风；而台湾书院士人在获取功名后，身体力行地将朱子学精神发挥于内忧外患的社会，在经世致用中表达了对《白鹿洞学规》精神的诠释。     

朝鲜儒学镜像中的饶双峰《孟子》学及其意义

《四书大全》所收朱子后学之说是朝鲜学者进入朱子学的重要桥梁。朱子再传饶双峰对《孟子》的诠释，具有解析细腻、思想新颖、分析精密的特点，他在性之两分、心之两种内涵、知言养气章道、义、气、体等诸问题上，皆提出了颇有创意的看法，激发了朝鲜学者的热烈讨论，把相关问题的理解引向深入。朝鲜学者对饶双峰《孟子》说的评议及反应，表明朱子后学对朝鲜朱子学具有重要影响，故实有必要推进朱子后学与朝鲜朱子学的比较研究，以弥补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     

被埋没的理学字义精妙之作：程若庸《增广字训》新探

因原刻本失传，被元人赞为“宇宙间精妙之书”的程若庸《增广字训》自明以来一直遭受被埋没、误解之命运，“村塾学究”发蒙之书成为其固定标签，故有必要重解之。就原北平图书馆所藏该书元刻本残卷看，在文本结构上，《增广字训》创造性采用字义与类纂相结合的新形式，集前贤同类著述之长，巧妙地完成了概念的精简界定与思想的深入阐发；就字义思想言，相较之前同类著述，该书所收字义最广泛全面，字义的逻辑性与体系性亦最分明，且字义构成形式最多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独创“类纂”,精选博收宋代理学诸说，以“愚谓”系统深刻地表述了自身的理学见解及对朱子的反思。因此，《增广字训》实现了理学的训蒙普及与理论拓展双重目标，可谓理学范畴研究深具体系性的大成精深之作，对理解宋元朱子学的传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订朱返经——论文宗杨慎的儒学面向

杨慎对明代前期至中期理学与心学所表现出来的束书不观、内向求道的空疏学风极为憎恶，由此溯及作为其思想源头的程朱理学，为朱子理学及其经注纠误。杨慎批评朱子学所采取的立场是回到经学，其要点有二：一方面是治学方法，杨慎治学以博通为尚，通过文献稽核、文字诠释、名物制度考证等方法，对经学、史学、地理、文学、博物学、小学等方面的知识详加研究，讥贬理学、心学之以博学为旁务的观念，力图在知识上超过程朱理学；另一方面是在儒学义理上回归经学，通过对经学本旨的强调来获得评判理学与心学的制高点，在修养工夫、性情、理气等方面通过经学的立场来批评朱子。这些批评是局部的，杨慎自身并没有因此而建立起对儒家诸层面义理的融贯解释，但这并不妨碍杨慎揭示朱子学学术思想之缺陷的思想史意义，并深刻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学术风气与学术方法，体现出蜀学“敢为天下先”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