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文不在多,一颂了伯伦——从《酒德颂》看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刘伶的名作《酒德颂》真实地袒露了其内心世界,是他的一封自白书。本文从《酒德颂》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抒发的情感两方面来还原刘伶以酒为务、遗落世事、睥睨礼法之士的狂狷性格,并以《酒德颂》为窗口探究魏晋之际酒文化的本质。     

《秋兴八首》与《西风颂》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差异之比较

杜甫的《秋兴八首》和雪莱的《西风颂》分别是中英咏秋诗中的精品。两首诗又同是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产物。但由于受到各自民族的诗学理论、民族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两首诗在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首先，杜诗重在抒情，《西风颂》重在讲理。其次，两首诗都饱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但杜诗中借“秋”的意象夹杂了些许“文仕不遇”的人生感叹；而雪莱的诗则更理性的思考着生命的规律。再次，杜诗以悲为基调，并无放眼未来之意；雪莱的诗则悲中带欢，于现实中看到了未来。     

从艺术技巧的运用看《夜莺颂》的主题表达

运用新批评的研究方法,对济慈《夜莺颂》的艺术技巧如措词、句法、修辞、意象以及象征等的分析发现,《夜莺颂》通过对歌手从梦幻到现实的心灵之旅的刻画,描绘了诗境与尘境两个不同的世界,展示了理想与现实、永恒与死亡的对立,并由此揭示了理想的斑斓与现实的残酷。     

展现“雅”“颂”时代的“奇玮瑰怪非常之观”——评刘毓庆《雅颂新考》

《诗经》研究，历经两千余年至今，已由传统的注释型、分析型向综合型转化。文章从刘毓庆《雅颂新考》入手，在揭示该书于史学、文学及文化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理顺了《诗经》研究的历史脉络，指明了《诗经》研究的未来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诗经》文化价值的独特理解     

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

本文首先针对流行的关于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关系的三个误解,从基督宗教与古代文明的关系、与中古文明的关系和文艺复兴的倾向三个方面作出了澄清;随后说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基础,来自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精神一致;最后聚焦于人的意志自由、人格尊严以及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的辨证张力等微妙的深度问题,论证了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的正面关系。     

解读约翰·济慈的《希腊古瓮颂》之美

本文通过对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最著名的颂歌--《希腊古瓮颂》的分析与赏读，发现济慈用心灵与想象的眼睛从一件肃穆的雕刻艺术品中看到了艺术的永恒美，并对探讨其提出的“美即是真，真即是美”这一唯美论断。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西风颂》的象征手法浅析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西风颂》运用象征的手法,使读者更加了解诗人雪莱讴歌西风的主旨,从寓意中我们深刻地理解到西风的象征意义:雪莱歌颂西风的实质是通过歌唱西风来歌颂革命。浪漫主义力求以象征传达诗人的感知。在浪漫主义作品中,思想通过暗示和象征的帮助激发了读者的直观感知力。浪漫主义强调形象思维和幻想与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因此在浪漫主义诗歌中可以见到大量由形象思维与想象创造出的象征意象。     

中晚唐颂圣诗之创作心态

颂圣诗,即歌颂皇帝的诗歌,颂扬其德行、恩泽与太平盛世,中晚唐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诗人们又是出于何种心境而作,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据统计,中晚唐颂圣诗有将近900首,诗人们深受时代和境况的制约,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了两种心态,真心颂扬和曲意奉承,其中曲意奉承居多,究竟是其中哪一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诗圣颂——为偃师杜甫纪念馆作霍松林

中华诗国,诗人万千。伟哉杜甫,诗中圣贤。人品诗品,齐驱并驾。人品不俗,诗始高雅。诗史长河,众流所汇。诗圣杜甫,兼摄众美。一部杜诗,蕴含深广。社会百态,自然万象。一部杜诗,诗艺渊薮。流传千祀,脍炙万口。一部杜诗,爱国教程。弘扬诗教,广育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