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的张力——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亚里士多德将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到康德把法律作为道德之力有不逮的补充,体现出基于城邦群体的道德到基于个人意志的道德的转变,蕴含着法律去道德化和法律世俗化、法律科学化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的去道德化。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挑战之后,虽然法律的道德内涵重新被发掘出来或建构起来,但德性道德理论并未突破自身意志论的羁绊,现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存在着紧张关系难以消除,以个人本位为预设的现代西方法哲学仍然面临困境。     

论道德如何内化进法律制度--基于对《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的思考

最新的《刑法修正案（九）》第35条增设了诉讼欺诈罪,再往前,针对恶意诉讼,2013年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在第13条中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进来、在第112条中规定恶意诉讼。一定程度上,这是对学界关于恶意诉讼的规制手段讨论的回应,学界一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分析：宏观上加强道德教化;中观上将诚实信用原则纳入民事诉讼法;微观上制定相关法律规则。以时间顺序观之,对恶意诉讼的规制手段很好地展示了道德内化进法律的具体操作过程,这一过程似“漏斗”般将道德过滤：道德教化暗涵了对人性善的假设,而对人性的假设是法学研究思考的重要逻辑起点;诚实信用原则是道德法律化的直接体现;法律规则通过对道德问题类型化、“拆分”以及逻辑化处理来间接实现道德法律化,从而也使得法律产生强制力。“漏斗”过滤的结果,即被转化的道德要求已经是形式化和技术化了的法律规则。     

论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的基本路径——以对传统的研究路径反思为中心

道德法律化限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价值。传统的道德法律化限度研究主要采取3种路径：原则论、道德层次论以及社会发展论。这些研究路径由于缺乏合理的研究立场,采用了片面的研究方法,产生出理论与实践上的弊端。道德法律化限度的研究应该坚持“伦理中心论”的研究路径,即基于伦理学的研究立场,通过对道德法律化限度语境中的道德作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考察,分析不同部分的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而才能得出道德法律化应遵循的合理限度。     

道德法律化的原理与实践探析

分析了道德法律化的含义,指出其应包括道德权利的法律化;着重阐述了道德法律化的依据,指出道德法律化既是基于法律渊源于道德这一事实,同时也根源于法律与道德的相异及共性,更是弥补成文法局限性的重要途径.最后提出了道德法律化的建议.     

实现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制度化、法律化管理的基本思路和设想

在现代法治社会,在高校管理制度化、法律化的浪潮下,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的制度化、法律化管理是加强高校图书馆馆员继续教育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     

论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

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步步推进,环环相扣,相互支撑,不断深化,集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尽管都是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制度保障,但其具有不同的针对性、逻辑层次、思想内涵和社会政治功能.三者之间既相互促动、相互支撑,又各有其鲜明特征和关注重点;彼此之间虽多有交叉重叠之处,又不能彼此混同或取代.三者配套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体系.总体而言,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法治化是一个不断递进升级的政治文明化进程,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进步,也是我们把握和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历史进程的思想图景.     

非税收入合法性浅析

合法性是解决政治权力和政治制度能否存在的核心问题,非税收入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合法不仅事关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也事关国家财政制度的合法性.只有在理论上具备正当性,在实际运作中贯穿民主并以法律化加以落实,非税收入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取得实质的合法性.     

法律权利化：权利本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说是从应然性的权利出发,是将“本位”问题置于“形而上”的领域。法律权利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觉醒造成权利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不同人群之间权利的重新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分,权利总量是一个守恒与动态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过程。     

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民族发展权问题

本文从理论、规范和实证三个层面论证了民族发展权的含义、我国现阶段民族发展权利的基本内容及其表现,并为保障现阶段的民族发展权利提出了对策。作者认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要特别重视民族发展权的问题,要认真贯彻落实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关于民族发展权的规定,就要以法律化措施保障民族发展权,加强有关保障民族发展权的立法建设,加强保障民族发展权利的执法和司法。     

汉代孝伦理的法律化

儒家孝伦理创立之初,其治世功用并未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直到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孝伦理才逐渐法律化,并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实施,在行政法、民法、刑法及诉讼法中规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使“以孝治天下”成为汉代治国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