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消费聚集与城市经济双向转型——以江苏为例

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关键时期,逐渐从数量型经济增长转向质量型经济增长。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开始向聚集转型。服务业集聚不仅有利于集群内服务企业获得内部规模经济,且有利于提升城市内制造企业的竞争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增长,提升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为了实现现代城市经济的转型,必须不断推动城市消费服务产业发展。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现象研究

推行大学生村干部计划,是党中央为加快新农村建设提出的重大战略。大学生村干部计划的实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持续存在的流失现象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大学生村干部从大学校园走向基层农村,面临着从城市的大学生向农村的最基层干部的角色转变,角色能否成功转变,是影响大学生村干部流失的主要原因。提出了有效解决大学生村干部流失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世界已进入“风险社会”时期，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显得更加有意义。“风险社会”的个性化，要求我们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国情，具体分析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对认识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启示。     

弱势群体公法保护视野下的社会帮扶问题

弱势群体保护问题是当今社会，尤其是公法学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为了有效应对这一问题，应采用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在继续完善传统公法意义上的相关保障性制度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一方面以服务行政理论为理论依据，要求弱势群体保护由当下的“政治负责”向“社会负责”过渡；另一方面，社会帮扶制度又以公共服务理论为理论支撑，要求政府由高权强制型向怀柔服务型转变。在实践中，弱势群体的社会帮扶制度应遵循政府与社会“两条腿走路”的基本逻辑，而该制度的构建应秉承若干基本思路：破除观念束缚，培育和构建公民社会；丰富社会主体形式，弥补行政保障不足；完善其他社会帮扶途径。     

风险社会、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法治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境遇”与“成长阶梯”

风险社会的到来及其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是当下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无法回避的现实境遇。化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现实风险,需要积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中的社会资本存量,而要累积社会资本,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是必然选择。当下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通过强化法治教育、转变治理模式、完善相关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法治建设等途径,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奠定坚实根基。     

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基于河南省四县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国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在社会组织培育、基层自治指导、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等方面能力不足。当前制约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不仅包括县域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外部环境,还包括社会治理理念、政府管理制度等内部要素。县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应从创新社会治理理念、完善政府内部管理制度、优化社会治理工具三方面着手。     

反叛亦或规训:“女性主义”公众号叙事分析与反思

微信公众号的广泛使用带动了一批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的公众号的迅猛发展。这些公众号或以塑造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为标签，或冠以提升女性幸福指数之名义，围绕女性情感、生活、工作等话题，大多用犀利尖酸的文风吸引了大量粉丝。然而，这些女性主义公众号的根本目的是否在于推动两性平等，谋求女性解放？通过分析这一类公众号所推送文本的立场、主题和语言，可发现其看似倡导现代女性反叛传统，实际却是在父权凝视下，矮化女性形象、固化刻板印象，在事实上是对女性行为的规训。这类公众号利用“她经济”消费性别符号，利用“眼球经济”转卖注意力，达到公众号自身增值、获得资本利润的根本目的。     

“法治中国”进程中的城镇化运动

法治化进程与城镇化运动在彰显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问题上,具有同构性和互动性意义。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三个维度,分别与城镇化运动之间形成了相互作用关系。城镇化运动一经与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相结合,必将给新城镇(市)人的个体生活和公共生活带来公平、公正、民主、和谐等现代性文明因素,从而有助于国家和政府对城镇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和治理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