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德行》探究魏晋士人道德观念

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主要记叙了汉末魏晋人物的言谈风尚和遗闻逸事,涉及范围广大。其中,以“德行”门类为首,可见魏晋时期个人的道德、品行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行”这一门类中,我们可以从魏晋名流的所言所行之中,感受在社会动荡时期,这些名士们身上多体现出来的忠孝仁义,以及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清议之气。     

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新诠

对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可尝试将其置于“文质世运”这一语境来加以讨论。汉魏之际的社会政治演变,表现为一个“质文代变、文质互救”的模式,即：汉末文弊,曹魏争之以质,曹魏中期以后,治道又由质转文。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与宦官擅权、选举不实等政治问题相伴而生,是汉末文弊的一种表现。曹魏代汉是一个“救文以质”的社会政治过程,清谈浮华在这一时期自然也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不过曹魏中期以后,汉魏之际的政治却又表现出“由质趋文”的中途转向,清谈浮华也得以重新发展。不过,正始清谈更多的是一个思想学术问题,它受玄学的主导。由此,汉魏之际的清谈浮华将到达一个新的阶段--魏晋清谈。     

从"谈论"到"清谈"--论汉末至魏晋时期"名士"价值取向的变化

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名士阶层,由于儒家正统思想分崩离析和战乱频等内外形势的影响,在生活方式及价值取向上由切近人事的谈论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以此展现出他们郁闷屈抑的精神状态和独树一帜的人格魅力。     

简论嵇康诗文中的儒道之争

嵇康生活在政治制度极为黑暗的魏晋之交。当时的司马氏集团用儒家忠孝思想麻痹世人,这使得部分士人感到极度失望,于是开始用清谈玄学来抒发内心不平,希望通过超脱现实、远离尘世的思想来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因而,嵇康诗文中既有老庄优游容与的生活方式,也有孔孟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儒道两种思想意识的冲突构成嵇康思想中不可开解的内在矛盾。     

“卿可谓鬼之董狐”新解

刘惔是东晋清谈的领袖,但并不像有的学者断定的那样只是一个清谈家.刘惔的清谈是其进入仕途的途径,刘惔实际上和干宝一样,都是谨守礼法,维护皇室威权,勇于自任的.作为学贯儒道的清谈宗主,刘惔不仅读懂《搜神记》鬼神世界所贯穿的孝、德、仁、礼的儒家观念,而且面对着建武中的时政格局,刘惔洞察干宝欲借古今神祗灵异人物变化以见吉凶、察时变,明国家政治得失的良苦用心.     

《世说新语》与六朝秀句批评

<世说新语>可补六朝秀句创作与批评之史缺,从<世说新语>还可见出六朝秀句标准的变迁是由志而情、由学而文、由理语到景语、由佳句到美句的交互而错综的过程.六朝秀句创作与批评兴起的原因,从<世说新语>来看,一在人物品评对秀出人才的欣赏,二在清谈的审美倾向,三在晋人对山水美的发现.     

清谈与赋谈——从《世说新语》看两晋士人的辞赋评论

<世说新语>所载两晋名士清谈,既谈玄理,也谈辞赋.谈赋的形式有赋家自评、作者与读者间的论辩.还有读赋会式的研讨;赋谈内容包括赋的思想艺术、人物品藻、模拟与创新及言意之辨等命题.两晋士人赋谈关注"当代"赋的创作,影响了社会重赋风气的形成,促进了赋的创作和传播;同时,因其充满玄理意蕴,注重赋篇的整体风貌.给读者留有充分的接受空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审美意味.     

清谈与感兴

清谈与感兴是汉魏以来的士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起源于东汉晚期的清议活动,人物品评中渗入了浓烈的道德与审美的因素,通过感兴来概括人物品性,即景生发的情形大量出现。正始之后,清谈趋于玄虚,引发了玄学的兴盛,东晋时期褪去政治功利性,审美游戏的成分增强,文艺作品是人物心志的写照,对人物的批评与文艺作品批评相联系,清谈影响到文学创作领域。魏晋之际,清谈与感兴的结合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两极互动的趋势,既深化了人物批评的蕴涵,又将人物批评升华为玄学的义理,这与特定年代的士大夫心志与时势有着直接的关系。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发起的兰亭雅集,即是清谈言咏与感兴的结合。从这个角度去解析兰亭诗会及其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魏晋文章之思想与艺术探源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     

东晋玄言诗的艺术价值

魏晋玄言清谈具有一种艺术意味和艺术精神。玄言诗产生于清谈的文化背景中，以玄言的方式表现出诗人们的现实感受与高情远致；玄言诗中频繁使用的玄学概念，也同样洋溢着充沛的艺术精神。玄言诗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