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切”与“自然”双维度论王国维之意境说——以《人间词话》为例

"真切"与"自然"是王国维意境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他们对应两个最基本的审美范畴"真"与"美"。通过对《人间词话》中所体现的"真切"与"自然"两个维度的演绎,王国维的意境说得到另一种解读。其中意境最主要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真切"与"自然"的交织融合中,意图诞生"玄外之响"的审美再想象、再创造空间,其目的直指"天人合一"的圆融和谐胜境。     

王国维编辑思想对高校学报的启示

王国维(1877-1927)作为一代国学大师,不仅在文学、戏曲、历史、哲学、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代编辑大家.他在主编刊物时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秉持求真务实、认真负责的办刊态度,追求和坚持高层次的学术水准,选题新颖,这使得他办的刊物学术质量精良,对后世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当代,王国维的编辑思想对高校社科学报也具有指导意义和价值.     

被忽略的王国维——对中国美育首倡者的考辨

王国维在1903年至1907年间发表了五篇与美育有关的重要文章,使得具有本土特色的美育概念已初具框架,但民国年间他在这方面的影响寥寥。佛雏先生对王国维的著述做了大量的辑佚和辨正的工作,肯定了王国维对美育的首倡之功。但在这些美育佚文是因"失名"还是"失收"而导致其散佚的问题上仍有必要进一步确认。对于既有材料的新发现,既可以对王国维首倡美育之功一度遭到冷落的原因予以申明,又肯定了王国维最早做出的学术贡献已足以为中国美育开一代之风气,引世纪之新潮。     

论王国维的“本色”观——基于王国维对元曲的评价

王国维用“意境”“境界”等概念建构起自己的美学体系。他认为作为抒情文学的词作必须有作者的真情实感蕴藏于内，“真情”是“境界”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真情”的看重，王国维着力于对元剧的研究，从戏剧艺术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鄙视，但从文辞的角度，他对元剧十分欣赏。王国维称元曲为“活文学”，与元曲作者蕴于其中的“真情”有莫大关系。王国维对元曲的研究基本延续了治词的角度和观点，论曲仍以“真情”为首要标准。不同之处在于，“当行”也是他的“本色”观的组成部分，是其“本色”观比“意境”说在理论范围上更为广阔之处。相比较而言，吴梅的“本色”观亦注重“真情”，对作品的评论，他更多的是从排场角度分析、评价作品。对作品的用字，吴梅亦崇尚自然，同时又有所保留。     

从文论他国化看王国维、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兼论李辰冬在我国比较文学学科史中的意义

王国维、李辰冬皆借西方文论话语来研究《红楼梦》,但二人在运用西方理论解释作品、使西方文论产生"化合"作用的力度和方式上是不同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从始至终把中国古代文论话语方式移开隔离、向叔本华的思想及西方学术规则靠拢,文章更多地表现为中国文论"西方化";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虽借鉴泰纳的文学思想,重视小说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强调作者个人意识与时代意识的互动,但其落脚点在于更好地阐释中国文学文本,为中国文本在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寻找根据,指明《红楼梦》不同于西方经典文学的独特价值。在对待西方文论的态度、明确自身文化立场方面,李辰冬的"红学"研究更有可取之处。另外,李辰冬为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比较文学研究者应对其研究予以相应的重视。     

王国维审美论思想探赜——兼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缘起

中国现代美学起源于清末民初新旧文化更替之际,以“立人”为主旨。这个“人”不是传统宗法伦理关系中的人,而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体。20世纪初,王国维热衷于德国早期审美论哲学,积极引介康德、席勒、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尝试用这些外来思想会通中国传统审美经验,同时结合经验论观念以针砭时弊。王国维在主体论视野中进行的美学探索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真正开端,他构建的审美理想论、艺术本体论和美育论框架对后世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新儒家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审美化的思路也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早年著述。百年来中国文艺思想长期陷于自律与他律之争,而关乎人性、人道的美学立场始终存在着。今天,从观念史角度审视中国现代美学问题的缘起及其流变,既是为了正本清源,也是为了重续美学的人文之思。     

王国维的艺术哲学思想

王国维依据西方哲学和关学精神,从纯哲学和纯学术的角度,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地审视了艺术的地位、目的、功能、来源及艺术美的种类等相关问题,指出：艺术与哲学一样是表现真理的手段,具有神圣的地位;艺术的目的在于解脱人生的痛苦;艺术具有消遣的功能,可以医治空虚的痛苦;艺术来自艺术家“美的预想”而不是模仿自然;艺术可分为优美和壮美、古雅及眩惑。王国维立于纯粹哲学基础上的这种“纯艺术”思想,实际上指出了我国传统艺术的根本性精神缺陷,为中国艺术的现代转型提出根本的思考。     

《海宁王忠悫公遗书》编纂考论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罗振玉从天津到北京为王国维经纪丧事,并提议成立“观堂遗书刊行会”,罗振玉被推为总负责人。不到一年时间,《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即得以编纂印行。《观堂集林》与王国维手订“补编”首度合刊,《静安文集》虽未得及时列入,但搜集集外文的工作也已开始。赵万里在遗书编纂中厥功甚伟,罗振玉门生与诸子也在编校和补正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编纂遗书对整体呈现王国维学术成就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王国维家人后续生活来源提供了一定保障。赵万里后数年重编《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对罗刊遗书作了新的勘误、结构调整与文献增列,后出转精。罗振玉为王国维编纂遗书功高而不居,与其晚年与王国维交恶而带来的负疚心理有关。作为第一部具有全集意义的遗书,罗刊遗书奠定了此后诸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重要基础,其价值应得到充分估量。     

论王国维“境界”说的四个层次及其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并非是对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征的界定,而是对文学作品的语言、意象、意义、形上四个层次的全方位评价。所谓境界,即表现为语言层次的天然性、意象层次的直观性、意义层次的世界性、形上层次的生命性。所谓有境界的文学作品,就是用天然之语言、真切之意象,直观地创造出一个艺术的世界,由此传达出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之深刻而独特的生命体验,进而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境界”说是一个语言、意象、意义、形上的四重有机整体,不可以拆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