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妃曲》"泪湿春风鬓脚垂"试解

前辈学者对“泪湿春风鬓脚垂”七字多有阐释。如果试以“春风”为切入点作解,“春风”其实并不能等同于“春风面”。“泪湿春风”是写昭君泪流之多,展现了诗人奇妙的艺术构思。“鬓脚垂”与“泪湿春风”之间的内在联系为解读这一名句提供了新的启示。     

宋代“一人二志”现象刍议：以王安石父王益墓志为中心

王安石父亲王益去世之后,王安石请好友曾巩撰写其墓志,现存曾巩文集当中;然出土王益墓志作者显示为孙侔,故王益一人拥有两方分属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不同墓志。从王安石与友人通信中发现,他对曾巩撰写的父亲墓志并不满意,认为其中存在“事有缺略”及“须至别作”的部分。经比对可知,王安石所称的“事有缺略”为墓志序文中对王益仕宦影响力的省略,而“须至别作”当为墓志铭文部分。墓主去世之后,丧家先后延请不同人撰写墓志的情况,在宋代乃至中国古代都属于罕见的现象,这也恰好提供了一个透视墓志碑铭生产过程的绝佳视角,亦即丧家对于墓志碑铭的撰写,参与热情虽各有不同,但其对文字定稿的掌控是自始至终存在的。     

宋代墓志碑铭撰写中的政治因素——以北宋孔道辅为例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和宋神宗统治期间,王安石与张宗益分别撰写了孔道辅的墓志铭和后碑。因二人撰写时间和所属政治派别不同,导致对同一人物生平的书写差异颇多。作为熙丰变法反对者的张宗益,在撰写孔道辅后碑时,详王安石之所略,略王安石之所详,且对王安石所撰孔道辅墓志铭大加否定,把相关文字当作发泄对王安石变法不满的手段,显示了墓志碑铭作为具有较强时代意义的"历史书写"内容,受政治环境、政治立场的影响较大。通过孔道辅的个案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入了解墓志碑铭的撰写方式和特色,对客观认识作为文献资料的墓志碑铭也大有裨益。     

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熙宁五年仪州省废考论

仪州原为义州,始建于后唐同光元年,完整行政区划形成于宋太祖乾德二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因避讳宋太宗御名改名为仪州,北宋前期仪州均作为州一级政区存在,仪州的设置使得大小陇山区域首次有州一级政区建制存在。仪州全境处于大陇山与小陇山之中,在北宋前期处于重要的秦州经仪州至渭州交通的枢纽地位,尤其在宋夏战争全面爆发的初期,有效沟通连接了秦凤路与泾原路的战线。随着神宗朝熙河开边伊始,北宋的对夏国防政策转为攻势,新的交通线路随之开拓,新的交通格局逐步形成,秦州至渭州不再需要经仪州的山道交通线,仪州的地位随之衰落,至宋神宗熙宁五年十月,仪州省入渭州。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为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裁撤合并州县时期,累计有二十七个州、一百四十四个县被裁撤合并,仪州的被裁撤除去自身地缘不利因素外,亦有王安石变法的"省废州县、省废节流"的方针及大背景,因此仪州的省废原因既有存在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特点。     

论王安石道本体之嬗变

王安石学术活动的前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阐述他的天命、性等哲学范畴,只是认为佛道思想与儒家的天命寂然不动的思想有相近之处。总体而言,在前期,王安石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是排斥,而不是调和。但是后期王安石从天道的无声无臭来吸收佛道思想。因而,在道本体上,儒家的立场逐渐淡化,以至于认为佛道思想在道之体上与儒家一样,于是对佛道思想的基本态度由排斥转变为调和。当然,王安石在外王上对佛道仍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而学界动辄以一种笼统的调和论来概观王安石的思想,是没有对其思想前后嬗变与分期作细致辨析的结果。从哲学史上看,对王安石道本体嬗变的正确认识有利于我们把握安石学术与二程学术关系演变的根源。